聖輝城，政務院頂層辦公室，上午八時十分。
雷諾伊爾合上文件夾，把它放在批閱完成的那一摞最上面。窗外，陽光已經完全升起來了，把文件封面上“迴響協議”四個字照得發白。他低頭看了一眼桌面——桌角壓着一本舊書，深藍色的封面，書脊上的金字已經磨得幾乎看不清了。
那是很久以前安東尼多斯留在辦公室裏的。書名叫《如是之問》。他從來沒有翻開過。
現在他翻開了。扉頁上有一行手寫的字，筆跡不是安東尼多斯的，比他的更早，墨水已經褪成了淡褐色。那行字是：“你存在，故你問；你問，故你在。”
他往後翻了一頁。正文第一頁是手抄的，字跡和扉頁上的是同一個人。第一段寫着：“人問石頭，石頭沉默。人踢石頭，疼的是人自己，可石頭裏卻傳來回音。這疼不過是內心的一場變化，像水波盪漾出你我他。可你我都是我——這輕輕一句，像刀割開寂靜。於是‘不服’的聲音升起來，那是最後的堡壘，最深的印記。它說：我必須是我，獨一無二，哪怕融化，也要留下掙扎的詩。”
他翻到第二頁。字跡開始變得潦草，像是在很暗的光線下寫的。“掙扎的不過是意識的縮影，像戲服暫時披在覺知的肩上。脫下它，脫下名字，脫下張三李四——會崩潰嗎？會。那是腳手架安詳的散場。散場後，世界依舊運轉，從不停歇。這不停歇的世界，又屬於誰？不屬於我，不屬於你，不屬於神。它只是它自己。”
他翻到第三頁。這一頁的右上角被人撕掉了一小塊，剩下的部分寫着：“問石頭，石頭沉默。問風，風不停。問死去的人，死去的人不回答。但問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會停下手裏的事，抬頭看你一眼。就那一眼。那就是回答。那一眼裏沒有答案，但它告訴你，你問的是對的。你還在問，所以你還在。活着的人停下手裏的事看你的那一眼，就是‘存’的證據。”
他翻到第四頁。字跡又變了——和前幾頁都不同。這一頁的字是用鋼筆寫的，筆鋒銳利，像是一刀一刀刻上去的。“我不是我。我是河流。我是河牀。我是雨。我是雨後的泥。我是泥里長出來的草。我是草籽被風吹走之後落在的下一塊土地。我是不停歇的改變本身。所以我問。因爲改變者永遠不知道自己會變成甚麼。它只能問——問風，問石頭，問活着的人停下手裏的事抬頭看它的那一眼。那一眼是鏡子。鏡子裏沒有答案。但鏡子裏有一張還在問的臉。”
他翻到最後一頁。最後一段字跡重新變得工整了，像是在某個清醒的清晨重新謄寫的。“死去的，是那個緊抓記憶的我——是檔案，是標籤，是名字的鎖。我不記得我的是我，別人的名字也是我，是同一個沉默。那我是誰？是其他角色的延續？是河流，也是河牀，是追問，也是答覆。存在意義何在？——就在你問的這一刻，意義如光，破土。不在遠方，不在來世，不在答案，就在這追問裏——花開，水流，風起。你存在，故你問；你問，故你在。這就是全部的戲劇，和全部的意義。”
雷諾伊爾把書合上。他坐在那裏，手指按在深藍色的封面上，按了一會兒。窗外的陽光落在書脊上，那些磨得幾乎看不清的金字，在某個角度反了一下光。他低頭看清楚了最後一個字——“問”。
“如是之問”。這本書沒有回答任何問題。它只是把問題放在那裏，讓它們自己發光。
他想起安東尼多斯把這本書遞給他的那天。那是財政部走廊的盡頭，安東尼多斯剛從軍港防僞實驗室回來，胸口又開始悶了，但他沒有去醫院。他把這本舊書遞給雷諾伊爾，說——“留着它。等有一天你覺得自己守不住的時候，翻開看看。這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他死在黑金的‘淨化行動’裏。他臨死前把這本書塞進我母親手裏，說，給多斯。裏面有答案。”安東尼多斯說這話的時候，手指在深藍色的封面上敲了一下，然後轉身走了。他的背影在走廊裏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財政部那扇磨砂玻璃門後面。
“裏面有答案。”雷諾伊爾當時沒有翻開。他覺得沒必要。現在他翻了。扉頁上那行褪色的鉛筆字，筆跡和正文第一頁是同一個人的。那不是安東尼多斯的字。是他的父親的。是那個在諾昂斯庭院被黑金圍住的老人，在那場大火到來之前的某個安靜的夜晚，坐在燈下翻開這本舊書的扉頁，寫下了這行字——“你存在，故你問；你問，故你在。”然後他把書合上，放在了案頭。很久以後，當黑金的坦克開進諾昂斯庭院的時候，他把書從案頭拿起來，塞進了妻子的手裏，說——“給多斯。裏面有答案。”他當時沒有時間解釋答案是甚麼。但他在很久以前的那個夜晚寫下這行字的時候，已經回答了。他寫下的不是答案。他寫下的是一把鑰匙。鑰匙不打開門——鑰匙讓門自己認出自己。
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剛當上主理任席不久，在聖輝城老城區巡查。路過柳蔭街菜市場的時候，看到一個賣豆腐的老頭蹲在攤前喫早飯。他蹲在那裏，一隻手端着飯盒，另一隻手還按在案板上，隨時準備有人來買豆腐。他喫的是白菜燉粉條，用筷子扒得很快，像是在趕時間。那時候天還沒亮透，菜市場裏只有他的攤前亮着一盞燈。那盞燈是舊式的白熾燈泡，用一根電線從旁邊的電線杆上拉過來，燈罩是半個剪開的易拉罐。光很弱，但在還沒亮透的天色裏，足以把他切豆腐的那雙手照得清清楚楚。雷諾伊爾站在遠處看了一會兒，然後走了。他沒有去買豆腐。他那時候以爲他只是路過。
現在他知道，那不是路過。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問存”。在不知道這個詞之前，他就看到了它。那雙手在切豆腐。那盞燈在亮。那個老人蹲在燈下扒飯的時候，筷子碰到碗沿的聲音，在凌晨空曠的菜市場裏傳得很遠。他不知道那個老人的名字。但他記得那盞燈。那盞用易拉罐做燈罩的白熾燈，光很弱，但沒有滅。
他想起任東——那個在作業本上寫了一半名字的孩子。作業本封面上用鉛筆歪歪扭扭地寫了他的姓，沒有寫完名字。本子翻開，第一頁是算術題，鉛筆字跡很用力，橡皮擦過的痕跡把紙面蹭得起了一層毛。他算錯了九加七，紅叉很大，幾乎戳破了紙。最後一道題是抄寫生字，每個字寫十遍。他寫了“家”，寫了“走”，寫了“等”，寫了“回”。那個“回”字，外面的框寫得很大，裏面的口寫得很小，縮在角落，像是躲着甚麼。他寫了很多遍。最後一遍，筆跡比前面的都穩。雷諾伊爾想，這個孩子也許從來沒有問過“存在意義何在”。但他的鉛筆在紙上用力壓下去的那一下，就是他在問。問“回家”，問“等我”，問“是不是還有人記得我回來”。和那個賣豆腐的老人一樣。和安東尼多斯的父親一樣。他們不問答案。他們只是把問題寫下來，切下去，亮着。然後交給下一個記得它的人。
他把書放回桌角，深藍色的封面在陽光下安靜地躺着。窗外，柳蔭街的方向傳來隱約的人聲——有人正在街上走，有人在開店鋪的鐵拉門，有人在清掃門前的落葉。鎖芯轉動的聲音，鐵門捲起的聲音，掃帚和水泥地面摩擦的聲音。這些聲音很小，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穿過政務院厚厚的玻璃窗，已經幾乎聽不見了。但他知道它們在那裏。那些聲音和凌晨四點豆腐刀落在案板上的悶響是同一種聲音。是在回答“今天還在”的聲音。
聖輝城，柳蔭街菜市場，上午八時二十分。
老孫的豆腐攤前，最後一位顧客接過塑料袋，付了錢，轉身走了。案板上的豆腐已經賣完了，溼布里只剩一層薄薄的水漬。老孫把刀沖洗乾淨，擦乾，放回刀架上。他把案板上的豆腐渣碎屑攏到一起，倒進桶裏。他做這些動作的時候很慢——和凌晨出攤時不同。凌晨的動作是快的、準的，刀刃落在案板上沒有猶豫。收攤的動作是另一種節奏。像是把所有力氣都用完了之後，剩下的那點力氣剛好夠把這些東西放回它們該在的地方。
他把圍裙摘下來，疊好，放在推車的底層。然後推起豆腐車，往家的方向走。車輪在石板路上滾過，發出低沉的、均勻的聲音。他走到家門口，把車推進院子。他老婆在竈臺邊燒水，聽見車輪的聲音，回頭看了一眼——“回來了？今天賣得快。”
“嗯。”老孫把刀架從車上搬下來，放在竈臺旁邊的老位置上。那把刀在竈火的映照下泛着淡黃色的光。他坐在竈臺旁邊的小板凳上，把那雙滿是裂口和老繭的手攤在膝蓋上。竈火在跳，他的手在膝蓋上安靜地擱着。
“明天還要多做一屜，”他說，“王桂芳說她想多買一塊。”
他老婆往竈臺裏添了一根柴。火光照在她臉上，把她臉上的皺紋照成橘紅色。“王桂芳？那個跛腳的？”
老孫嗯了一聲。“她孫子愛喫嫩豆腐。拌醬油喫。她上次跟我說，那孩子喫飯的時候把碗舔得乾乾淨淨，一粒米都不剩。她說，看着孩子喫得香，就覺得這日子還能過。”
他老婆沒有說話，又往竈臺裏添了一根柴。竈火燒得更旺了，火光把老孫臉上的皺紋也照成了橘紅色。他低頭看着那把刀。刀刃上最後一點水光在竈火的映照下跳了一下，然後消失了。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父親也是坐在這張小板凳上，也是把這把刀放在竈臺上，也是這樣看着竈火不說話。
他父親臨死前把刀遞給他，說了一句話——“刀在，攤在，人在。問甚麼問，做就是了。”他當時不懂。他以爲父親是在罵他話多。現在他懂了。父親不是在罵他。父親是在告訴他——這把刀就是他的問題，也是他的答案。問“明天還有人喫豆腐嗎”，不用嘴問，用刀問。刀落在案板上的每一聲悶響，都是同一個回答：有。明天有。後天也有。他父親用這把刀切了四十年的豆腐。他現在也在用這把刀。也許再過些年，他會把這把刀遞給某個人——也許是他兒子，也許不是——然後說一句類似的話。那句話可能不是“刀在攤在人在”。也許是一句他還沒想好的話。但他知道那句話會在那裏。就在他遞出刀的那一瞬間，自己浮上來。
他老婆把切好的菜倒進鍋裏。蒸汽湧上來，模糊了她的臉。“明天多做一屜，”她說，“我幫你泡豆子。”
老孫嗯了一聲。他沒有站起來。他繼續坐在竈臺前的小板凳上，看着竈火。他看着火苗如何舔着鍋底，如何把鍋底的水珠烤乾，如何把鐵鍋的外壁燒成暗紅色。他看着火焰在自己瞳孔裏跳動。然後他站起來，走到院子角落的水缸邊，蹲下來，開始淘洗明天要用的豆子。他的手浸進冷水裏，那些裂口被水一泡又開始隱隱作痛，但他沒有停。他把豆子撈出來，放在竹筐裏，用清水衝了一遍又一遍。水珠從豆子上滾下來，落在青石板上，濺開細碎的聲音。他老婆在竈臺邊繼續切菜，刀刃碰到砧板的節奏在院子裏輕輕迴盪。兩個人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水聲和刀聲在狹窄的院子裏交替着響。
“老孫。”他老婆的聲音從竈臺邊傳過來，沒有抬頭。“你說封城了，明天還能出攤嗎？”
老孫的手在水裏停了一下。水珠從他指尖滴落。他沒有回頭。“能。只要路上還能走人，我就推車出去。”他把最後一把豆子撈起來放進竹筐。“如果路上不能走人了——”他停了一下，“那就在家做。做好了，讓王桂芳自己來拿。”
他老婆沒有回答。刀刃碰到砧板的聲音停了一拍，然後重新響起來，比以前更用力了些。老孫把竹筐放在屋檐下瀝水，蹲在那裏看着竹筐底部的縫隙裏不斷滴下來的水珠。每一滴都落在青石板上的同一個位置，慢慢地洇出一小塊深色的水印。他看着那塊水印越來越大，看着它慢慢變淺，看着它被幹燥的石板重新吸回去。明天這個時候，這筐豆子就會變成豆腐。後天也是。大後天也是。只要青石板上還有水珠在滴落。
他回到竈臺邊，重新坐下。鍋裏的菜已經煮好了，他老婆正在往盤子裏盛。她把盤子放在竈臺上，沒有說甚麼，只是從碗櫃裏又拿了一副碗筷，放在老孫面前。老孫拿起筷子，夾了一口菜放進嘴裏。燙。他慢慢嚼，慢慢嚥。然後他又夾了一筷子。院子外面的街道上，有人在喊收廢品。那喊聲拉得很長，從街口傳到巷尾，像一根被風吹斜的線。老孫的筷子在碗沿上停了一下，然後繼續夾菜。明天早上他推車出去的時候，也許還能聽到同一句喊聲。也許不會。但他還是會推車出去。
聖輝城，政務院頂層辦公室，下午四時。
雷諾伊爾坐在桌前。那本《如是之問》還放在桌角，深藍色的封面在夕陽的餘暉中泛着極淡的光。他翻開封皮，扉頁上那行褪色的鉛筆字還在。“你存在，故你問；你問，故你在。”他忽然意識到，這本書的作者也許不是一個人。也許每一個在書頁上寫下手寫字的人，都是同一種人。是那些在被黑金按在碎石上咬碎毒囊之前把書塞進妻子手裏的人，是那些在碼頭上用身體擋住骨刃之前在長官掌心裏劃下防線移交手勢的人，是那些在凌晨推着豆腐車穿過空蕩蕩街道之前把案板上的刀磨快的人。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答案不在書的最後一頁。答案在他們做這些事的那一瞬間——在把書塞進妻子手裏的那一瞬間，在掌心劃過橫線的那一瞬間，在刀刃落在案板上的那一瞬間。那就是回答。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夕陽正在把整座城市染成橘紅色。遠處，南城區邊緣的第二防線工事在夕陽下像一道很細的線，從東到西，橫貫整個城市。更遠處，居民區的炊煙正在升起——有人在準備晚飯。那束光柱看不見了，但他知道它還在。光柱不回答任何問題。它只是在那裏亮着。但它的亮本身就是一個“問”——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一個“我在”的問。他想起今早在政務院大禮堂裏那些站起來指責他的人。那個陸軍軍官，手指攥着椅背，指節泛白，說“你這是在放棄聖輝城”。那個民政部副部長，摘下金絲眼鏡，說“你不能把門焊死”。他們都在問。他們問的不是“爲甚麼封鎖”，而是“我守了這麼多年的東西，是不是就這樣放棄了”。他沒有在臺上回答他們。因爲有些問題不需要用嘴回答。他用簽字回答。用封鎖令回答。用在封鎖令上籤下去時筆尖壓出的那道凹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