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輝城，新曆18年3月10日，清晨六時。
雷諾伊爾坐在政務院頂層辦公室裏，面前攤着一份文件。文件是三天前送來的，紙已經翻得起了毛邊——不是別人翻的，是他自己翻的。封面上印着一行字：《卡莫納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人員編制與財政支出調查報告》。他第一次翻開這份報告的時候，看了第一頁就合上了。不是不想看，是需要緩一緩。後來他又打開，看完了，又看了一遍。現在是第三遍。
報告的核心數據他幾乎能背出來。中央一級行政機關共有直屬部委辦局四十七個，直屬事業單位一百二十三個，各類領導小組、協調委員會、臨時辦公室加起來超過兩百個。總編制人數：三十七萬四千人。這還只是中央一級。如果把各省、各市、各縣的行政機關加起來，全國喫財政飯的公務人員總數超過六百萬。六百萬。全國就業人口才五千二百萬。也就是說，每九個就業的人裏，就有一個是坐在辦公室裏蓋章的。
他翻到第二頁。財政支出。三十七萬四千人的工資、福利、辦公經費、差旅費、接待費，年度總支出約一百二十億。加上各級地方政府，全國行政機關年支出約六百億。六百億。和二十六種補貼養活七千二百萬人的年度支出——六百八十億——只差了八十億。養活七千二百萬人的錢，和養活六百萬公務員的錢，差不多一樣多。
他把報告放下，走到窗前。天還沒有亮透。遠處那束光柱還在，很弱，很淡，但它不會滅。他伸出手在玻璃上畫了一個圈。圈是圓的，閉合的地方沒有歪。他看了一會兒，把手收回來。
那天上午他看到了一個東西。不是報告裏的——報告裏只有數據和表格。是他讓人去聖輝城各個機關門口拍的。照片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裏，沒有標註，沒有說明，只有照片。第一張：早上八點半，某部委大門，公務員陸續上班。第二張：上午十點半，同一個大門，沒有人進出。第三張：下午兩點半，某機關大院，幾個穿着制服的人站在花壇邊抽菸。第四張：下午四點，某事業單位門口，已經有人拎着包往外走了。第五張：晚上六點，某辦公樓，大部分窗戶是黑的，只有幾個房間亮着燈——亮燈的不是加班的人，是值班室。
他把這些照片攤在桌上，一張一張排開，看了很久。他不是不知道機關裏的效率有多低。他在這棟樓裏坐了四年，當然知道。但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把這些照片攤在桌上，對着那份三十七萬四千人的編制報告，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對。他想起昨天下午的事。昨天下午他去財政部調研，沒有提前通知——不是搞突然襲擊，是剛好路過，就想上去看看。電梯到了五樓，門開了。走廊裏很安靜，燈全亮着，空調開着，但人不多。幾個辦公室的門虛掩着，裏面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看手機，有人趴在桌上睡覺。他走過茶水間，裏面有兩個人在喝茶聊天。茶是好的，聊的是昨晚的球賽。他們不認識他——他穿了件舊夾克，沒有隨行人員。他在走廊盡頭找到了財政部長方遠志的辦公室。方遠志正在看文件，看見他進來，站起來，臉色有點尷尬。
“主理任席，您怎麼來了？”
“路過。過來看看。”
方遠志給他倒了杯茶。他沒有喝，只是看着窗外。窗外是聖輝城的天，灰濛濛的。他說：“你這棟樓裏有多少人？”方遠志愣了一下。“財政部直屬機關編制三千二百人，加上直屬事業單位，一共五千六百人。”“今天在崗的有多少人？”方遠志沉默了片刻。“大概……三千出頭。”
他沒說話。他站在窗前，看着樓下那些在花壇邊抽菸的人——他們穿着制服，皮鞋擦得很亮，頭髮梳得很整齊。他們也是從戰場上回來的嗎？不是。他們是從各大學校招來的，從各種關係裏塞進來的，從舊共和時代的遺留機構裏接收過來的。他們每天早晨八點半到這裏，下午五點離開，中間喝茶、聊天、看手機、抽菸。他們不貪不佔，只是閒着。閒着不是罪，但閒着是病。一個國家有六百萬閒着的人，這個國家就會生病。
他轉過身。“方遠志，你給我準備一份名單。財政部裏那些可裁撤的崗位、可合併的處室、可撤銷的領導小組。三天之內給我。”
方遠志愣了一下。“主理任席，這是要……”
“裁員。”他說。然後走了。
現在他站在辦公室裏，面前是那份方遠志連夜趕出來的名單，旁邊是那份三十七萬四千人的編制報告，再旁邊是那幾張照片。天快亮了。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德爾文。通知所有人，上午九時，大會議室開會。主題只有一個——裁冗。”
上午九時，政務院大會議室。座無虛席。各部委負責人、各省省長、工會代表、法律專家全部到齊。雷諾伊爾走進來的時候，所有人同時站起來。他沒有走到主席臺。他走到長條桌的正中間，把那份三十七萬四千人的編制報告放在桌上，把方遠志交來的名單放在旁邊，把那個牛皮紙信封裏的照片倒出來，攤在桌上。然後他抬起眼睛，看着在座的人。
“坐。”
他們坐下了。他沒有坐。
“今天的會，只講一件事——裁員。裁政府的員。裁我們自己。”
臺下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頭頂日光燈管的嗡嗡聲。
“我手裏這份報告，你們都看過。全國行政機關總人數超過六百萬。中央本級三十七萬四千人。年度支出六百億。六百億是甚麼概念？我們養活七千二百萬困難羣衆的二十六種補貼，一年花六百八十億。養六百萬公務員的錢，和養七千二百萬人的錢，幾乎一樣多。這是效率低嗎？不是。這是病。是機構病。”
他翻開報告第一頁。“我在財政部幹了四年，知道機關裏的毛病在哪。一個文件從起草到審批，要蓋幾個章？少則七八個，多則二三十個。每個章後面都有一個處室，每個處室都有幾個處長，每個處長都有幾個科員。這些人都要拿工資，都要有辦公室，都要配辦公設備。但他們每天實際工作的時間有多長？有人統計過——平均有效工作時間，不到四個小時。四個小時。剩下的四個小時呢？喝茶。看報。聊天。抽菸。等下班。不是他們不想幹活，是活就那麼點，人太多了。一個人能幹的活，分給三個人。三個人幹完活，剩下的時間就只能喝茶。”
他翻到第二頁。“這叫人力資源浪費。但這個浪費，賬算在誰頭上？算在那些在棚戶區裏蹲着等天黑的人頭上。算在那些在廠門口排隊排到天黑的老兵頭上。算在那些在田埂上攥着乾土不敢鬆手的農民頭上。他們交的稅，養了六百萬公務員。六百萬公務員裏，有多少人在真正爲他們做事？有多少人坐在辦公室裏，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合上報告，雙手按在桌上。“所以今天要做的，不是討論要不要裁。是怎麼裁。裁誰？裁那些可裁的。合併那些重複的。撤銷那些該撤的。這不是權宜之計。是結構性改革。是讓政府從‘管得多’變成‘管得好’。”
人事部長舉手。他叫何秉章，五十多歲，頭髮全白了，在人事系統幹了大半輩子。他站起來的時候，手在抖——不是因爲怕，是因爲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件事有多棘手。“主理任席，裁員的目標是多少？裁到多少纔算合理？”
“中央一級，從三十七萬四千人裁到二十五萬以下。全國各級，從六百萬裁到四百萬以內。裁掉三分之一。”
臺下有人倒吸了一口氣。三分之一。不是三十分之一，是三分之一。兩百萬公務員。兩萬人，不是兩百萬。兩萬個家庭，不是兩百萬個家庭。
何秉章沒有坐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着，一下，一下。“主理任席，您說要裁三分之一。我就問一句——被裁的人去哪？這不是工廠裁員，工廠裁員可以進勞動力市場，可以參加技能培訓，可以轉行。但公務員呢？他們大多四五十歲，幹了二十多年行政，除了寫材料、蓋章、開會，甚麼都不會。他們被裁了以後，去哪？怎麼養家？怎麼跟孩子交代？”
雷諾伊爾看着他。“這個問題，我想過。想了很久。昨天晚上我坐在辦公室裏，對着那份三十七萬四千人的名單，一個一個地翻。那些名字我不認識，但我知道他們每一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家庭。所以裁員不是掃地出門。裁員分三種。第一種，自願提前退休。年滿五十週歲、工齡滿二十五年的，可以申請提前退休，享受全額養老金。第二種，轉崗。年輕、有專業技能的，轉入勞動力市場信息平臺，優先推薦到新建的產業園區、技能培訓中心、國企管理崗位。第三種，待崗分流。暫時無法安置的，給予一年待崗期，期間發放基本工資的百分之八十，免費參加技能培訓。一年後仍無法就業的，轉入失業保險體系。”
何秉章沉默了片刻。“這些安置措施，預算撐得住嗎？”
方遠志站起來。他昨晚一夜沒睡，眼睛裏全是血絲。“我算過了。提前退休的，養老金本來就要發，只不過提前了幾年，增量成本不大。轉崗的，培訓費用從勞動力技能培訓中心的預算裏出，那部分預算已經在第四十五章裏批了。待崗的，一年待崗期工資加上培訓費，預計總支出約四十五億。但裁掉三分之一公務員，一年節省的工資和行政經費，約爲一百八十億。一進一出，淨節省一百三十五億。不是花錢，是省錢。”
何秉章點了點頭，坐下了。
雷諾伊爾翻開另一份文件。“裁員的重點，不是裁人，是裁機構。機構臃腫纔是病根。現在我念一份中央層面可撤銷或合併的機構名單。你們聽着。”
他念了。念得很慢，很穩。從那些名字聽起來很有必要、但四年裏只開過三次會的各類“領導小組”開始，到那些職能重疊、辦同一件事需要互相行文的司局處室，再到那些舊共和時代遺留下來、早已不承擔任何實際職能、只存在於編制表上的“保留機構”。名單很長。他念了將近二十分鐘，唸到有些機構的名稱時臺下的人面面相覷——他們甚至不知道這個機構還存在。最後他停下來，把名單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