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克瓦烈。
歐克利坦族。退伍老兵。原萬戰官戰團第三營第七連第二排排長。
我坐在這間出租屋裏已經三天沒有出門了。不是不想出，是出去了不知道往哪走。東川的冬天和歐克利坦不一樣。歐克利坦的冬天是溼的，海風裹着鹹腥味從港口灌進來，冷是往骨頭縫裏鑽的。東川的冬天是乾的，風從北邊吹過來，不帶水分，割在臉上像刀子。我在戰場上捱過刀，知道刀子割在臉上是甚麼感覺。
這間屋子不大。一張牀，一張桌，一把椅子，一個燒煤的爐子。爐子滅了兩天了，我沒有生火。不是沒有煤，煤就堆在牆角，用編織袋裝着。我不想動。不動不是因爲懶，是因爲不動的時候，時間過得快。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一坐就是一下午。天黑了，就躺在牀上瞪着天花板。天亮了，就繼續坐着。牆上的掛曆還翻在新曆18年2月那一頁，沒人翻。翻不翻都一樣。日子不是翻過去就沒了，它壓在身上，一天一天往上摞。越摞越沉。
牆上掛着一張照片。鑲在相框裏，相框是木頭的，邊角裂了一道縫。照片上是三個人——我，克烈達西，謝飛。那是復員那天在聖輝城火車站拍的。我站在左邊，克烈達西站中間，謝飛站右邊。我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領口的扣子繫到最上面一顆。克烈達西的袖子捲到肘部，露出那條義肢——銀色的，關節處有暗金色的能量紋路，那是灰燼族給他裝的。謝飛的軍裝沒係扣子，敞着懷，嘴裏叼着半根沒點着的煙。他的眼睛眯着，像笑，又像在看很遠的地方。我們三個人站在火車站灰濛濛的天底下，背後是那面紅底金星的旗。
拍這張照片的時候，我們以爲最難的已經過去了。戰場上那麼難都過來了。炮火把天燒成橘紅色，海水被炸得掀起來三層樓高，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倒下去。我們以爲那些都過去了。我們以爲回到家裏，一切都會好起來。
我們錯了。
我是三個月前回到東川的。回來那天，火車到站的時候是下午。車站很小，一間候車室，一個站臺，站臺上鋪着紅磚，磚縫裏長着枯草。我拎着行李袋走下火車，在站臺上站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把地上的碎紙片吹起來，在空中打了個旋，又落下去。沒有人來接我。我沒有讓人來接。我媽在我入伍的第二年就死了，死在聖輝城空襲裏。那天STA的轟炸機從海上來，炸彈落在紡織廠家屬院，一排平房全塌了。我媽當時在屋裏做飯。鄰居說她連叫都沒來得及叫一聲。我爸坐在廠門口哭了一夜，第二天頭髮全白了。這是鄰居在信裏告訴我的。我在前線收到那封信的時候，正在挖戰壕。我把信摺好放進口袋裏，繼續挖。
我爸現在住在東川市郊的棚戶區裏。廠子關了，宿舍被收回了，他只能在棚戶區租了一間不到十平米的房子。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蹲在門口，嘴裏叼着一根沒有點燃的煙。他的背更駝了，腿更彎了，眼睛更壞了。他看見我走過來，站起來，站了一會兒，又蹲下去了。他沒說話。我走過去，蹲在他旁邊。我們蹲了很久，久到天快黑了。他忽然說，回來了。我說，嗯。他說，回來就好。然後把那根沒點着的煙從嘴裏拿下來，放在鼻子底下聞了聞，又放回去。
我現在住的這間出租屋，就是用復員費租的。復員費不多，兩萬塊。其中一萬塊我寄給了我爸，剩下的一萬塊交了一年房租，買了些鍋碗瓢盆，還剩三千。三千塊，夠活一陣子。活到活不下去爲止。我今年三十一歲，歐克利坦人，退伍老兵。我在戰場上殺過敵人，受過兩次傷，得過一枚三等功勳章。但回到東川以後，我發現我甚麼都不會。不會種地，不會砌牆，不會修車，不會開機器。我只會拿槍。拿槍的手，拿不起扳手。不是拿不動——扳手比步槍輕多了。是拿起扳手的時候，手不知道往哪擰。螺絲在機器上，我知道那是螺絲，知道它應該被擰緊，但我的手不知道該怎麼擰。它在扳手上僵住了，像凍僵的鳥爪子，縮着，張不開。
我去過東川市勞動局，在門口排了一上午的隊。隊伍很長，從門口一直排到街角。排隊的人和我差不多——有的穿着舊軍裝，有的穿着工裝，有的穿着洗得看不出顏色的襯衫。他們低着頭，手裏攥着皺巴巴的表格。輪到我，我把退伍證和簡歷遞進去。窗戶後面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戴着眼鏡，把簡歷翻了一遍，說，你有甚麼技能？我說，我會開槍。她摘下眼鏡看着我。我說，還會挖戰壕，看地圖，夜間行軍。她把簡歷推回來，說，我們這裏不招這些。下一個。
我又去了人才市場。交了十塊錢報名費，領了一張入場證，站在大廳裏。那些招工的企業代表坐在桌子後面，面前立着牌子——“招電焊工，月薪一千二”、“招鉗工，月薪一千”、“招司機，月薪八百”。我一個一個問過去。問到第三個的時候，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師傅看着我，說，你多大了？我說，三十一。他說，幹過甚麼？我說，當過兵。他沉默了一下，說，當兵的不好找活。我說，爲甚麼？他說，當兵的拿慣了槍，手太硬。機器是精細活，手硬了幹不了。他說的不是手，是我這個人。我從戰場上帶回來的那些東西——紀律，服從，耐力，不要命的勇氣——在這裏用不上。這裏不需要人挖戰壕，不需要人夜間行軍。這裏需要的是擰螺絲的手、看圖紙的眼、算賬的腦子。這些我都沒有。
那天傍晚，我去了克烈達西家。他住在東川市老城區的一棟筒子樓裏，走廊很窄，燈壞了，黑漆漆的。我摸着牆走，數着門牌號找到他的門。門沒關嚴，露出一道縫。我推開。他坐在牀邊，面前是一張矮桌，桌上擺着兩碟剩菜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白酒。他的義肢卸下來放在牆角。那條義肢在燈光下泛着冷光，關節處的暗金色紋路是灰燼族的工藝，精密得像一件藝術品。他坐在那裏看着那條義肢，看了很久。
他抬起頭看見我，咧開嘴笑了一下。“來得正好。”他站起來，步子很重地走過去拿了個杯子，步子重不是因爲生氣，是因爲少了條腿，義肢卸了，靠柺杖撐着。他倒了半杯酒，推到我面前。我端起來喝了一口。辣，從喉嚨燒到胃。他看着我喝完，又給我倒了一杯。我說，你喝多了。他說，喝多了纔好。喝多了，就不想那條腿了。他低頭看着自己空蕩蕩的右腿褲管，褲管從膝蓋那裏折起來，用別針彆着。他說，你知道嗎，那條腿還在的時候，我走路有風。現在走路，只有柺杖敲地板的聲音。
克烈達西是鐵脊族人。他在鐵脊山脈的礦山上長大，十五歲就開始挖礦，肩膀被礦石壓得變了形。後來入伍了，分到奧勒良的戰團。他在歐克利坦海岸線防守戰裏被STA的艦炮炸斷了右腿。灰燼族的技師給他裝了一條義肢——那條義肢能動，能跑，甚至能感覺到地面的震動。但他說，義肢再好也是假的。真的那條腿，留在歐克利坦的沙灘上了。和那些死去的戰友埋在一起。
他端起杯子，對着窗外的天晃了晃。杯子裏的酒映着燈光，暗紅色的，像血。他說，“你知道我復員回來第一天去東川礦務局報到，他們說甚麼嗎？他們說，你是戰鬥英雄，國家有政策，可以安排工作。然後給了我一張表，讓我填。我填了。等了兩個月，等來一個答覆——‘崗位已滿，等待通知。’等了兩個月，就等來八個字。”他把酒杯頓在桌上。“八個字。我這條腿，就值八個字。”
他又把杯子端起來，對着燈看着。燈在晃，是風吹的。他的影子也在晃。“打仗的時候，他們說我們是國家的脊樑。仗打完了，脊樑就成了多餘的東西。人坐着的時候，用不着脊樑。躺着的時候，也用不着。只有站着的時候，才需要脊樑。現在國家在重建，到處都在修路修橋蓋工廠。我以爲重建需要脊樑。結果他們需要的不是脊樑，是螺絲釘。螺絲釘好找，脊樑不好放——放哪都硌得慌。”
我沒說話。我看着自己那雙手。手上還有握槍的繭，虎口處最厚。槍不在了，繭還在。繭在，手就記得槍。手記得槍，心就不在扳手上。我把酒杯端起來，一口喝了。
門被推開了，謝飛走進來。謝飛是神中射戰團出身，瘦高個，顴骨很高，眼窩很深。他穿着一件破舊的天罰飛行夾克，背上印着“神中射”三個字，字跡已經褪色了。他走進來的時候帶進來一陣冷風，把桌上的酒瓶吹得晃了一下。他沒說話，拉過椅子坐下，拿起我的杯子把剩下的酒喝了。喝完了，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我們三個人坐着。克烈達西的義肢在牆角，謝飛的夾克在椅背上，我的雙手放在膝蓋上。三樣從戰場上帶回來的東西，在這個不到十五平的房間裏，對着半瓶白酒，沉默得像三座墳。
克烈達西開口了。“謝飛，你今天去哪了？”
謝飛沒睜眼。“去了趟城南。城南那幾個機械廠，我都問遍了。第一個廠，門衛不讓我進。他說，你找誰？我說，我來找工作。他上下看了我一眼，說，不招。第二個廠，讓我進去了。車間主任是個胖子，看了我的退伍證，說，飛行員？我說，是。他說，我們這裏不招飛行員。我說，我甚麼都能幹。他說，甚麼都能幹，就是甚麼都不會。第三個廠，我沒進去。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看見招工啓事上寫着——‘招工，年齡十八到二十五歲。’我二十九。超了四歲。”
他睜開眼睛，看着天花板。“我飛過天罰。在歐克利坦空戰裏，我擊落了十一架敵機。十一架。不是十一隻蒼蠅，是十一架戰鬥機。我在雲層裏翻飛的時候，覺得天是我的。現在天不是我的了。天是那些坐在辦公室裏的人的。他們連飛機都沒坐過，但他們決定誰能進工廠，誰不能。”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指在杯沿上輕輕摩挲着。“二十九歲，超齡了。二十九歲，在戰場上正當年。二十九歲，在工廠裏就是老頭子了。”
外頭傳來聲音。不是風聲，不是隔壁的吵架聲，是從街上傳來的，很多人走路的聲、警笛聲、喊聲，混在一起，像一鍋煮開的粥。克烈達西把窗簾拉開一道縫。外面是東川老城區的街道，路燈很暗，但能看見街口圍了一大羣人。人羣裏有火把——不是真正的火把，是有人把布條纏在木棍上澆了油點着。火光映在人臉上，把那些臉照成橘紅色的。那些臉很年輕，有的還不到二十歲，有的穿着校服，有的穿着褪色的工裝。他們舉着自制的標語牌，上面寫着字，有大有小——“我們要喫飯”、“我們要工作”、“退伍軍人不是垃圾”。
人羣中間是一排警察，穿着防暴服，手裏拿着盾牌和警棍。警察後面是政府大樓，灰色的，四層樓，窗戶全黑着。裏面的人都下班了，沒有人看見這些舉着火把的年輕人。
有人從人羣裏衝出來，搬起一塊石頭砸向政府大樓的玻璃。玻璃碎了，嘩啦一聲，在夜裏很響。然後有人喊了一聲，所有人都往大樓衝過去。警察舉着盾牌迎上去，人羣撞在盾牌上，像浪撞在堤壩上，濺起白色的水花。有人被撞倒了，爬起來又衝。有人被警棍打中了，捂着胳膊蹲下去。有人在罵，有人在哭，有人在喊媽媽。
我們三個人在窗邊看着。克烈達西的拳頭攥得很緊，指節泛白。謝飛的手指在腿上敲着，一下，一下，很有節奏。我沒有動。我看着街上那些年輕的臉，那些被火光照成橘紅色的臉。我見過這種火光。在歐克利坦的海岸線上，在STA的燃燒彈落下來的時候，整個海灘都被燒成橘紅色。那時候我們在橘紅色的光裏衝鋒，踏着戰友的屍體，喊着殺。那時候我們知道爲甚麼而戰。現在這些年輕人在橘紅色的光裏衝着警察的盾牌，他們也知道爲甚麼而戰——爲了一份工作，爲了能活下去，爲了能像一個人那樣活着。
但政府大樓裏的燈是滅的。沒有人看見他們。
第二天。天是灰的。雲層壓得很低，不是要下雨，是那種壓了很久但一滴也擠不出來的灰。我們三個人去了東川省退伍軍人安置辦公室。辦公室在老城區一棟三層小樓裏，牆面是灰的，牆皮剝落了一大塊，露出底下紅色的磚。走廊很窄，牆上貼着各種通知，紙被撕了一半，剩下的半張在風裏飄。等候室裏有二十幾個人，坐在長條椅上，手裏攥着皺巴巴的表格。有人低着頭，有人瞪着眼睛看牆上的鐘。鐘的指針在走，但走得極慢。沒有人說話，只有牆上的鐘嗒嗒地響。
排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白霜族的老兵。他的頭髮全白了，臉上有凍傷的疤，左手少了三根手指。他在北境冰原打過仗，在零下五十度的風雪裏趴了三天三夜，凍掉了三根手指。他站在窗口前把退伍證遞進去。裏面的人看了一眼，說，你的材料不全。他說，甚麼不全？裏面的人說，缺少傷殘鑑定報告。他說，我的手指沒了，你看不見嗎？裏面的人說，看見了。但規定就是規定。沒有傷殘鑑定報告，不能享受傷殘軍人待遇。他站在那裏，把那隻少了三根手指的手收回來，垂在身側。他站了很久，然後轉身走了。他走的時候沒有回頭。他的背影很小，很薄，像一張被揉皺的紙。
輪到克烈達西。他把退伍證拍在桌上，那張紙在桌面上彈了一下。他的義肢在袖子裏泛着冷光，他說，克烈達西，鐵脊族，原奧勒良戰團第三營副營長，歐克利坦防守戰一等功。安置申請三個月前提交的，今天來問結果。裏面的女人翻了翻檔案，說，你的情況我們瞭解。但目前崗位確實滿了。東川省的經濟狀況你也知道，廠子關了三分之二，正常工人都在下崗。你先回去等着，有崗位我們通知你。克烈達西說，等多久？她說，不好說。半年，也許一年。他說，我已經等了三個月。她說，那就再等等。他把那隻真手按在臺面上，指節泛白。他沒有說話，轉身走了。他走路的步子很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釘子上。
輪到謝飛。他把表格遞進去。裏面的女人看了一眼，說，你填的是飛行員？他說，是。她說，有民用飛行執照嗎？他說，沒有。她說，那不好安排。他說，我有軍用的。她說，軍用和民用不一樣。他說，飛機是一樣的。天是同一片天。她說，規定就是規定。下一個。
輪到我的時候，我把表格遞進去。她看着我填的“特殊技能”那一欄——空白。我在戰場上學會的所有東西，在這裏沒有一個能寫進這張表裏。能寫進去的是學歷，是工作經歷，是專業技能證書。這些我都沒有。她把表格推回來，說，有崗位通知你。我說，甚麼時候？她說，不好說。我說，我有三等功。她說，知道了。下一個。
下午，我們又去了東川省民政廳。門衛不讓進。謝飛站在門口，仰着頭看着那棟灰色的大樓。樓很高，窗戶很亮，陽光從玻璃上反射回來，刺得人眼睛疼。他說，打仗的時候，我們保護的就是這裏。現在仗打完了，我們連門都進不去。
傍晚，我們又去了勞動局。門口排隊的隊伍比上次更長了。有人從早上排到現在，帶着饅頭和軍用水壺。有人靠在牆上睡着了，腿還保持着站立的姿勢。我們排了兩個小時，輪到我前面的一個老農民。他穿着打補丁的棉襖，手裏攥着一張皺巴巴的申請表。他把表遞進去，問，我的安置費甚麼時候發？裏面的人查了一下，說，你的申請還在審覈中。他說，審了半年了。他說，再等等。他說，等不了了。家裏三個孩子等着喫飯。裏面的人說，規定就是規定。
那天晚上我們在謝飛的出租屋裏坐到半夜。謝飛拿出一瓶酒，是散裝白酒，很便宜的那種，喝下去燒心。克烈達西端着杯子，拇指在杯沿上慢慢轉着圈。他說，“你們知道嗎，我在礦山上挖礦的時候，礦主對我們說，你們是礦山的主人。後來礦被炸了，我們被埋在裏面，沒有人來救。我們自己從塌方里爬出來，渾身是血。那時候我知道，我們不是主人。我們是耗材。打仗的時候，我們是炮灰。打完仗，我們是廢鐵。”他把義肢舉起來，銀色的手指在燈光下張開，又握緊。“這條腿不是國家給的。是灰燼族的兄弟給我裝的。他們不是甚麼大人物，他們也在廢墟里討生活。但他們給了我這條腿。國家給了我八個字——‘崗位已滿，等待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