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輝城，新曆18年2月15日，清晨六時。
天還沒有亮透。雷諾伊爾已經醒了。不是被鬧鐘叫醒的，是自己醒的。他最近總是自己醒，不管多晚睡，不管睡多久，到點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躺在牀上瞪着天花板，聽着窗外的風聲，聽着遠處偶爾傳來的汽笛，聽着這座正在重建的城市在黎明前的呼吸。後來他乾脆不起牀了——不是賴牀，是沒必要。醒了就醒了，起來了也是在椅子上坐着，在窗前站着，在辦公室裏等着。等天亮，等人來，等那些永遠也等不完的事。
他今天起得格外早。窗外還是黑的，他從牀上坐起來，沒有開燈，藉着窗外微弱的路燈光穿衣服。那件深灰色的夾克掛在衣架上，洗得發白了，領口磨出了毛邊。他拿下來的時候手指在領口停了一下——那裏有一根線頭冒出來了，他用指甲掐斷，沒有扯。扯了會越扯越長。他穿上夾克，係扣子的時候動作很慢，從下往上，一顆一顆。繫到最上面那顆的時候手指停了一下，又鬆開了。他從來不繫最上面那顆釦子。繫了勒得慌。
走廊裏很安靜。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很穩。他喜歡這個時間，所有人都還在睡着，沒有人來請示，沒有人來彙報，沒有人站在門口欲言又止。只有他自己，和走廊裏那排白色的燈。燈管有一根在閃，閃一下，暗一下，閃一下，又亮起來。他已經注意到它閃了好幾天了，沒有讓人換。不是忘了，是覺得換了也沒用。換了新的也會閃。閃了就閃了吧。閃着的燈也是燈。燈亮着，路就能看見。
辦公室的門推開。燈亮了。桌上那摞法典還在。七本，疊在一起，厚得像一塊磚。最上面那本是《憲法》，翻開的那一頁被他用紅筆圈了又圈。圈的是第十七條——“卡莫納共和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坐下來的動作很慢，像是怕驚動甚麼東西。椅子發出很輕的吱呀聲。窗外還是黑的。他把檯燈擰開，光圈不大，剛好罩住桌面。光落在法典上，落在那些被翻爛的頁碼上，落在他手背上。那雙手老了。骨節突出，青筋暴起，手背上佈滿了褐色的斑點。他看了很久，拿起筆，在後面添了一句——“國家保障各民族、各階層公民的合法權益。國家保護勞動者、農民、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組織工會、農會、商會之權利。”寫完，他停了一下，把筆放下，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
筆從桌上滾了一下，他扶住了。沒用眼睛，手指在桌面上一摸就摸到了。這支筆他已經用了很久了。筆桿上的漆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的金屬。筆帽裂了一道細紋，被透明膠帶纏了兩圈。是葉雲鴻給他的。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時候仗還沒打完。那時候他還沒這麼老。那時候他還在想，等仗打完了，等國家建好了，他就回老家種地去。後來仗打完了，他沒有回老家。仗打完了還有仗，國家建好了還要建。他一直在建。建到現在，頭髮全白了，眼窩深得像兩口枯井。
門被敲響了。他沒有睜眼。“進來。”
進來的是德爾文。德爾文推門的動作很輕，走進來的腳步也很輕，像是怕吵醒甚麼人。其實沒有人在睡覺，但他還是輕。他走到桌前，沒有馬上開口。他看着雷諾伊爾閉着眼睛靠在椅背上，看了幾秒鐘。那張臉在臺燈下顯得更瘦了，顴骨凸出來，眼窩凹進去，嘴脣沒有顏色。德爾文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種看見老友又在拼命的表情。他坐下來，椅子發出很輕的吱呀聲。他沒有開口。他知道雷諾伊爾在等天亮。天亮之前，是他給自己留的獨處時間。這習慣從張天卿時代就有了。張天卿也熬夜，也是在這間辦公室裏，也是對着這些文件，一個字一個字地改。改完了，天亮了。天亮了，人來了。人來了，就得開會。開會了，就得吵。吵完了，就得定。定了，就得幹。幹不完，就得接着幹。
窗外有鳥叫。不是很多，就一隻。叫了兩聲，停了。又過了一陣，又叫了兩聲。天快亮了。
德爾文終於開口了。“你知道他們會說甚麼嗎？那些保守派，那些習慣用舊法條當盾牌的人？”
雷諾伊爾睜開眼睛。他看着窗外那片漸漸亮起來的天，看了很久。“知道。”
“他們說，葉雲鴻時代改過，效果大差不差。再改，就是折騰。”
雷諾伊爾轉過頭看着他。那雙眼睛很亮——不是年輕的那種亮，是那種燒過了頭的炭火，快要滅了反而更亮的那種。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多亮。他可能很久沒有照鏡子了。
“葉雲鴻改過，我知道。他改的時候，我就坐在旁聽席上。那天也是這麼早，也是在這棟樓裏。他坐在臺上，念那些修改條款，聲音不大，但很清楚。臺下有人在記筆記，有人在低聲議論，有人眯着眼睛打瞌睡。我看着他的背影，覺得他老了。後來他被人害了，躺在病牀上，誰都不認識了。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說——‘那些法，改得不夠。你接着改。’我說，好。”他停了。窗外那隻鳥又叫了，這回叫了三聲。“他改了十二條。效果確實不大。不是他不想改，是那時候條件不成熟。那時候仗沒打完，工廠沒炸，港口沒塌，人沒死夠。現在仗打完了，工廠炸了，港口塌了，人死了。死了那麼多人，還不改，那些人就白死了。”
他把筆拿起來，把法典合上，站起來。他的動作不快，但每一個動作都很穩。
“走。”
上午八時，政務院大會議室。燈全亮着。長條桌圍成巨大的方形，坐着三百多人。他們從全國各地趕來，有的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有的倒了三趟長途汽車。他們穿着不同的服裝，有着不同的膚色，說着不同口音的話。白霜族的霜華穿着一件白狐皮袍，坐在那裏像一尊冰雕。鐵脊族的鐵木爾穿着獸皮坎肩，露出古銅色的胳膊，上面有一道被鐵水燙傷的疤。赤潮族的潮生穿着用紅樹林螃蟹殼串成的背心，走路的時候殼子互相碰撞，發出很輕的沙沙聲。灰燼族的燼生穿着一件灰色斗篷，斗篷上繡着舊帝國的雙頭鷹徽記，已經褪色了。他們安靜地坐着，像四十六座沉默的山峯。
雷諾伊爾走進來的時候，所有人同時站起來。椅子腿刮地板的聲音響了很久。他沒有走到主席臺，而是走到長條桌的正中間，把七本法典放在桌上，手按在最上面那本上。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輕輕摩挲了一下，然後抬起頭。
“坐。”
他們坐下了。雷諾伊爾沒有坐。他站在那裏，身後是那面巨大的國徽。紅底，金星。窗簾沒有拉嚴，一道陽光從縫隙裏漏進來，正好落在他肩膀上，把他那件洗得發白的夾克照成淡金色的。
“今天的會議，只有一個主題——修改法律。不是修修補補，是重建。”他的聲音不高，但很清楚。會議室很大，坐在後排的人也能聽見。他沒有用麥克風，他不喜歡麥克風。他說麥克風把聲音變得不像自己的聲音。“舊法已經不適合現在的國家發展，需要更新與更換。雖然舊法被修過——葉雲鴻時代修過，張天卿時代修過，我也修過。但修修補補，就像在破衣服上打補丁。補丁打得再多，破衣服還是破衣服。風一吹，就裂了。裂了，肉就露出來了。”他停了。風吹過來，把窗簾吹得輕輕動了一下。沒有人動。“所以今天不做裁縫，做織工。把舊布拆了，重新織。織一件新衣服，給這個國家穿上。”
他翻開第一本——《憲法》。紙頁嘩啦響了一聲，在安靜的會議室裏很響。
“第一條修改。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補——‘國家保障各民族、各階層公民的合法權益。國家保護勞動者、農民、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組織工會、農會、商會之權利。’”
臺下沉吟了片刻。那些筆在紙上沙沙地記着。法學專家顧準舉起手。他七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了，手在抖。他參與了舊憲法的起草，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他也年輕，也以爲自己在寫歷史。後來歷史把他寫的那些條文翻來覆去地改，改了又改，像揉一張紙。他站起來，聲音蒼老但清楚。“主理任席，舊憲法只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沒有明確規定工會、農會、商會的法律地位。這次寫入憲法，意味着這三類組織將獲得憲法層面的保障。我同意。”他停了，推了推老花鏡。“但我想問，工會、農會、商會的權限邊界在哪裏？它們有沒有罷工權？有沒有集體談判權？有沒有參與制定行業標準的權利？”
雷諾伊爾看着他。“有。”
顧準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種亮不是年輕人眼睛裏的亮，是那種在一個領域裏鑽了幾十年、忽然聽到一個等了很久的答案的人眼睛裏纔會有的亮。“全部？”
“全部。罷工權，集體談判權，參與制定行業標準的權利，監督企業執行勞動法的權利，對侵害工人利益的企業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全部寫入。但不是無限制的。權利有邊界，邊界由法律規定。邊界之內，工會是工人的盾。越過邊界，工會就是刺向國家心臟的刀。”他看着顧準，聲音輕了一點，但更清楚了。“盾可以拿。刀不能給。”
工會籌備組的代表席上，一個穿着洗得發白的工裝的老工人站起來。他叫馬國良，聖輝城第一紡織廠的新任工會主席——就是那個老馬，那個在廠門口蹲着等補貼的老馬。他的手裏攥着一張紙，紙很皺，被他攥了一路了。他的聲音沙啞，像砂紙擦過鐵皮。
“主理任席，我是紡織廠的工人。我幹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來，我們沒有工會。不是不想有，是不讓有。”他停了。他的手指在紙上輕輕摩挲着，那張紙上有三千個工人的聯名簽字，有的字寫得很端正，有的歪歪扭扭，有的按了手印代替簽名。“工廠是廠長的，機器是廠長的，連我們住的宿舍也是廠長的。他說漲工資就漲，他說降就降。他說加班就加班，不加班就滾蛋。我們沒地方說理。去勞動局，勞動局說找廠裏協商。找廠裏協商，廠長說誰讓你們來的？我們被趕出來，蹲在廠門口，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那時候我就想，要是有一個地方能讓我們說句話就好了。不是鬧，就是說句話。讓人聽聽我們這些擰螺絲的人，在想甚麼。”他展開那張紙。“現在國家說，可以有工會。可以有，我們就有。有了，我們就能和廠長坐下來談。談工資，談工時，談勞動保護。我來的時候，廠裏三千個工人站在門口送我。他們讓我帶一句話——”他念。“馬國良，你要是能讓工會真的建起來，你就別回來了。留在聖輝城，替工人說話。但你要記住，你是工人。工人不爲工人說話，天理不容。”
會議室裏安靜了。那些穿着西裝、戴着金絲眼鏡的法律專家們，看着這個手上還沾着油漬的老工人，沒有人說話。他手上的油漬洗不掉，是那些年擰螺絲留下的。那些油漬嵌進了指紋裏，和指紋長在了一起。
雷諾伊爾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後他說，“馬國良。”
“在。”
“工會不是我的。不是政府的。是你們的。你們自己選主席，自己定章程，自己管賬目。政府不干涉。但有一條——工會的賬目，要公開。每一筆會費的去向，每一次談判的記錄，每一次罷工的投票結果，都要公開。公開了，工人才能監督你們。工人監督你們，你們纔不會變成第二個廠長。”他停了。“記住了？”
“記住了。”老馬坐下來。那張紙被他攥得更皺了，他沒有放開。他把它放在膝蓋上，用手指輕輕地、一下一下地撫平。
雷諾伊爾翻開第二本——《勞動法》。他又唸了企業法的條款。企業界的代表潘裕民站起來問企業法的邊界。他是聖輝城商會的副會長，頭髮梳得油亮，西裝剪裁考究。他說話的聲音很圓潤，但他的手在抖。不是怕，是激動。他是正經商人，做了二十多年生意，被那些不法商販坑過無數次。那些用假冒僞劣產品打價格戰的人，把正經商人擠得活不下去。他早就盼着這一天了——盼着法律把那些害羣之馬趕出去。趕出去了，市場就乾淨了。乾淨了，才能好好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