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章知好。
這個名字是我爸起的。知書達理的知，好。好甚麼？他沒說。也許是好女兒，也許是好學生，也許是好乾部。他起名字的時候剛下夜班，眼睛熬得通紅，手還在抖——不是激動，是累的。他在紡織廠的流水線上站了十二個小時，回到家的時候天快亮了。我媽說，給孩子起個名吧。他想了很久，說，叫知好。知書達理，好。好就行了。
東川很窮。不是那種說得出口的窮，是那種說不出口的、只能嚥下去的窮。我們家住在紡織廠的家屬院裏，一排平房，牆是紅磚砌的，磚縫裏長着青苔。屋裏的地面是夯土的，下雨天會返潮，踩上去黏糊糊的。我媽在牀上鋪了一層塑料布，雨大的時候，水從屋頂漏下來，滴在塑料布上，啪嗒啪嗒響。她用臉盆接着，滿了就倒，倒了再接。
我爸在紡織廠幹了大半輩子。他的工作是修機器。機器壞了叫他，機器不壞也叫他——機器不壞的時候，他就站在旁邊等着機器壞。他說他不是技術員，是機器的保姆。他的手很糙，指甲縫裏嵌着黑泥，洗不掉。不是洗不掉，是那種黑泥嵌得太深了，和指紋長在了一起。他用那雙黑手給我交學費，一沓零錢，皺的，溼的，全是汗味。我接過來的時候，聞到那股味，想吐。不是噁心，是難受。
我媽在集上賣雞蛋。家裏養了十幾只雞，下的蛋捨不得喫，攢起來賣。一斤八毛錢。我的學費是一百二十塊。她賣了整整一個暑假的雞蛋，才湊夠了。她遞給我那沓錢的時候，手指在抖。不是怕，是捨不得。捨不得那些雞蛋，捨不得那些雞，捨不得那些從雞屁股裏摳出來的、一個一個攢起來的錢。但她還是遞給了我。她說，好好學。學好了，回來。回來，把咱們東川建好。
我考上了第一人大財經大學。
通知書到的那天，整個紡織廠家屬院都轟動了。不是考上了大學——那年頭大學生雖然少，但也不是沒有。是第一人大。那是卡莫納最好的財經學府，全國只招三百人，我們東川省那年只錄了三個。村長敲鑼打鼓來我家，後面跟着一整條街的人。我爸那天喝了酒，喝了很多，喝醉了。他拉着我的手，翻來覆去地說，我女兒是大學生了，是第一人大的大學生。我女兒以後是國家的人了。國家的人，要爲國家做事。不要貪，不要佔。貪了，佔了，就不是國家的人了。就是國家的賊。他說了很多遍，說一遍，喝一杯。喝一杯，再說一遍。他喝到吐了，還在說。
我坐在那裏，看着他吐。吐完了，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媽把他扶到牀上，給他蓋好被子。她轉過身，看着我，說，你爸高興。我說，嗯。她說，他這輩子，就高興過兩回。一回是娶我的時候。一回是今天。她說完，眼睛紅了，沒有哭。她的眼淚早就流乾了。在我爸下崗那年流乾了，在她賣雞蛋那年流乾了，在那些數不清的、說不出口的日子裏流乾了。
第一人大的四年，是我這輩子最亮的日子。
校園在聖輝城西郊，紅磚樓，梧桐樹，草坪修剪得整整齊齊。圖書館的穹頂很高，光線從穹頂灑下來，把書頁照成淡金色的。我坐在那裏，一看就是一天。我不逛街，不談戀愛，不參加社團。我沒有錢逛街，沒有衣服談戀愛，沒有底氣參加社團。我只有書。書不要錢，圖書館裏有的是。我讀財政學，讀貨幣銀行學，讀宏觀經濟學，讀國際金融。每一個字都讀，每一道題都做，每一個公式都推到推不動爲止。我考第一，考第二，考第三。考了四年，年年拿國家獎學金。我把獎學金寄回家，我媽不要，又給我寄回來。她說，你留着。買件好衣服。別讓人看不起。
我沒有買衣服。我把錢存起來，一分沒花。我想着，畢業了，工作了，攢夠了錢，把我媽接到城裏來。她一輩子沒住過樓房，沒洗過熱水澡，沒用過抽水馬桶。我想讓她過好日子。這個念頭，後來救了我，也害了我。
畢業那年，我以全系第三名的成績被分配回東川省財政部。別人都往聖輝城擠，我主動申請回東川。輔導員找我談話，說，你這個成績，留聖輝城沒問題，爲甚麼要回去？我說，東川窮，缺人。我是東川人，不回去，誰回去？輔導員看了我很久，在分配志願表上籤了字。
東川省財政部。我在那兒幹了五年。從最底層的小司做起。小司是甚麼？就是跑腿的。領導要文件，我去檔案室翻。領導要數據，我一個一個電話往縣裏打。領導要開會，我提前兩個小時去會議室擺名牌、調投影儀、檢查話筒電池。雜事做不完，但我從不抱怨。抱怨甚麼呢？能坐在這裏，已經是祖墳冒青煙了。我爸在流水線上站了三十年，站彎了腿，站駝了腰，才把我站到這張椅子上。我不能讓他白站。
我做得認真。極其認真。每一個數字都對三遍，每一份文件都逐字逐句看，每一個公章都蓋得端端正正。別人五點下班，我九點還在辦公室。別人週末逛街，我在辦公室整理各縣報上來的預算表。處長注意到了我。不是因爲我送禮——我沒錢送禮。是因爲有一次，他發現東川省下面七個縣的財政補貼發放數據對不上，讓所有人重新覈算。別人交上來的是一份修改後的表格。我交上來的，除了表格，還附了一份七頁紙的問題分析報告，把每一個數據差異的來源、原因、責任單位都標得清清楚楚。處長看了很久，問，這是你做的？我說，是。他說，你一個跑腿的，做這個幹甚麼？我說，數字不對，錢就發不對。錢發不對，老百姓就領不到。老百姓領不到，就會捱餓。我是東川人，我知道捱餓是甚麼滋味。
他沒說話。第二天，我被調到了預算科。不是跑腿了，是正經做業務。我坐在那張新的辦公桌前，看着桌上那臺新的電腦，看了很久。我沒哭，但我喉嚨堵了一下。我想起我媽在集上蹲着賣雞蛋的樣子，想起她爲了五毛錢跟人爭了半天，最後人家走了，她又喊——七毛就七毛。人家沒回頭。我想起我爸蹲在廠門口、嘴裏叼着那根沒有點燃的煙、看着那扇關着的鐵門的背影。我想起他吐在桌上那些酒。他們把我送出來，不是讓我跑腿的。是讓我做事的。我現在可以做事了。
我在東川省財政部做了五年。從預算科做到綜合科副科長，從副科長做到科長。我經手的每一筆撥款，都乾乾淨淨。有一年，有個縣裏的企業主來找我，想讓我在稅收減免上通融一下。他拎着一個黑色的塑料袋，放在我桌上。我打開看了一眼，裏面是錢。我把袋子繫好，推回去。他笑着說，章科長，交個朋友。我說，朋友可以交，錢不能收。他收了笑，拎着袋子走了。走的時候，在門口停了一下，說，你這麼幹，升不上去的。我說，升不上去就升不上去。升不上去，我也睡得着。睡得好，比甚麼都強。
我以爲我會一直這樣下去。乾乾淨淨地幹活，老老實實地做人，攢夠了錢接我媽來城裏。但我錯了。錯不在他，在我。錯在我以爲自己不會變。錯在我以爲那股從東川紅磚房裏帶出來的倔勁兒，夠用一輩子。
我被破格提拔到中央財政部的時候，三十一歲。
調令下來那天，全處的人都來恭喜我。有人說，你是咱們東川省第一個破格進中央的，給東川爭光了。有人說，章科長，以後在中央別忘了我們。我笑着應了。但我心裏知道，不是破格。是我運氣好。正好趕上中央財政系統缺人，正好我那幾年做的幾個大項目被上面看到了，正好需要一個懂基層、又年輕、又能幹活的幹部頂上去。正好是我。不是我多厲害，是正好。
離開東川那天，天還沒亮。我爸我媽站在車站裏送我。我爸的背更駝了，腿更彎了，眼睛更壞了。他握了一下我的手，只握了一下，就鬆開了。他說，去吧。好好幹。別給東川丟人。我媽煮了十個雞蛋，用塑料袋包好，塞進我包裏。她沒說話，只是看着我。車來了，我上車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他們站在灰濛濛的天底下，越來越小，越來越遠。我轉過頭，沒有哭。
聖輝城。中央財政部。副處長。
辦公室比以前大了三倍。窗外能看見政務院廣場上那面旗，紅底，金星。桌上的文件堆得比以前更高，但章蓋得比以前更重了。以前在東川，蓋一個章，影響一個縣。現在在中央，蓋一個章，影響一個省、幾百萬人的生計。我蓋得比以前更認真，每一個字都看三遍，每一個數字都對五遍，每一個條款都要反覆推敲。我想着，這些錢撥下去，能讓多少孩子交上學費，能讓多少老人看得起病，能讓多少像我爸那樣的工人少在寒風裏排幾天隊。我是從那裏出來的。我回去了。不是用腿回去的，是用文件回去的。用章回去的。用錢回去的。
我的獎狀掛在辦公室牆上，玻璃框裏，寫着“優秀共產黨員”、“先進工作者”、“青年標兵”。我爸來聖輝城看我的時候，站在那些獎狀前面，看了很久。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念，唸完了，說，好。然後他轉過身，看着窗外。窗外是聖輝城的天，灰濛濛的。他說，你在這，好好的。別想家。說完，他走了。走的時候，背彎了，腿也彎了。他在紡織廠的流水線上站了三十年，把腿站彎了，把腰站駝了，把眼睛站壞了。他把一切都站壞了，只爲了讓我能坐在這裏。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個黑點，消失在街角。我沒有哭。我告訴自己，你要對得起他。對得起他，就不能犯一丁點錯。一丁點都不能。
但我還是犯錯了。不是一丁點。是很大。大到把我自己、把我爸的期望、把那些工人的命、把國家的信任、把“章知好”這三個字，全部賠進去。
錢多多的出現，不是某一天的事。是慢慢的事，是一點一點的事，像水從杯子裏蒸發，看不見，摸不着，但杯子在變空。
他第一次請我喫飯，是通過一個東川老鄉介紹的。我不去。第二次，他又請，我還是不去。第三次，那個老鄉親自上門，說，章處長，都是東川人，喫個飯怎麼了？喫個飯，又不是犯法。我想了想，去了。不是我嘴饞，是我不好意思拒絕。不好意思拒絕，是東川人的毛病。東川人窮，但好面子。別人對你好，你不好意思不領情。不好意思拒絕，就去了。去了，就喝了。喝了，就欠了。欠了，就得還。
他找我辦事，一開始是小事。有個文件卡在審批環節了，能不能幫忙催一下。有個項目進度太慢，能不能幫忙打個電話問一下。都是小事。小到我覺得這不算甚麼事。催一下文件，不是批文件。問一下進度，不是改進度。我想，幫一次，沒關係。幫一次，不是貪。幫一次，是通融。通融不是貪，是做人。做人，就得互相幫忙。我這樣告訴自己。告訴自己很多遍，就信了。信了，就接着幫。幫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
第三次的時候，他把那張存摺放在我面前。
包間裏的燈是昏黃的，桌上有四道菜，基本沒動。空氣裏有一股醬香味，混着他身上的煙味。他從西裝內袋裏掏出那張存摺，放在玻璃轉盤上，轉到我面前。存摺是新的，邊角很整齊，沒有摺痕，連指紋都沒有。上面印着我的名字——章知好。存入金額：一百萬元。存入行：聖輝城商業銀行東城支行。那些字是打印的，宋體，黑色，整齊劃一，看不出任何情緒。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說，章處長，這是您應得的。聲音很平，像在說一件很小的事。我沒有說話。他把存摺推得更近了一點，站起來，說，您慢慢喫。然後走了。包間的門關上了。空調的出風口還在嗡嗡地響。桌上的菜還在冒熱氣。我一個人坐在那裏，看着那張存摺。看了很久。我的手放在桌上，手指微微蜷着。我把手伸過去，碰到了存摺的邊角。紙是滑的，很涼。我把它拿起來。那一刻，我的手在抖。不是冷，不是怕，是心裏有甚麼東西，咔嚓一聲，斷了。那聲響很輕，輕到只有我自己能聽見。但我知道，它斷了。斷了的東西，就再也接不回去了。我把存摺放進了口袋裏。
走出飯店的時候，天已經黑了。聖輝城的冬夜，溼冷，風吹過來像用鈍刀子割肉。街上的人很少，路燈很暗。我把手插在口袋裏，攥着那張存摺，攥得很緊。指節硌着存摺的邊角，硌出四道白印。我想把它扔了。扔進路邊的垃圾桶裏，扔進護城河裏，扔進任何一個沒有人會看見的地方。但我沒有扔。我攥着它，走了一路。每一步都很沉，像鞋底粘了甚麼東西。我走回宿舍，關上門，坐在牀邊，把存摺掏出來，放在桌上。我看着它。它也在看着我。那張存摺上印着我的名字。章知好。三個字。我爸起的。知書達理的知，好。好女兒，好學生，好乾部。現在再加一個——好賊。一個偷了工人血汗錢的賊。我盯着那三個字，盯了很久，盯到眼睛發乾。然後我把它夾進那個黑色的小本子裏。本子是皮的，很厚，邊角磨圓了。我把本子鎖進抽屜，把鑰匙拔下來，握在手心裏。鑰匙是銅的，很小，很涼，硌着掌心。
我告訴自己，這不是贓款。不是。是甚麼呢？我不知道。我不敢想。想了，就會停。停了，就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就後悔了。後悔了，就晚了。晚了，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只能一直走。走到頭，走到死。
後來我查過錢多多的底。德厚紡織廠，名字聽着厚道，做的事一點也不厚道。一千二百個工人，大多是東川本地人，和我爸一樣的紡織工人。他們有的在流水線上站了十幾年，腿也站彎了，腰也站駝了。他們等着這筆補貼過年，等着這筆錢給孩子交學費，等着這筆錢給老人買藥。每人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多出那三個一，是國家的良苦用心——多一塊，少一塊，都要讓你知道，有人在算。但我扣了每人兩千塊。一千二百個人，就是二百四十萬。錢多多拿了大頭，我拿了小頭。大頭的，他還了債，買了車，換了房。小頭的，我存了銀行，一分沒動。不敢動。不是不想花，是不敢。每次打開抽屜，看見那個黑色的小本子，我就想起我爸說的那句話——不要貪，不要佔。貪了，佔了，就是國家的賊。
我是國家的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