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工人在等着領錢。他們在廠門口蹲着，縮着脖子，把手插在袖子裏。他們的臉很黑，手很糙，眼睛裏有血絲。他們等了一天，兩天，三天。等到了，拿到存摺，簽了字，按了手印。他們不知道，他們的錢少了兩千。兩千塊，夠買糧，夠買藥，夠買一個冬天的煤。他們不知道，他們以爲國家發夠了。他們笑着說，謝謝政府。他們謝的是政府，不是賊。賊躲在政府裏面，坐在辦公室裏，批文件，開會，簽字。賊是我。
夜裏睡不着。不是偶爾睡不着，是每天睡不着。躺在牀上一動不動，眼睛瞪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灰的，有一道細紋，從燈座旁邊彎彎曲曲地爬到牆角。那道裂紋我看了無數遍，閉着眼睛都能畫出來。它像一條幹涸的河，河裏沒有水，河牀是乾的，裂了。我聽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很慢。慢到我覺得它快要停了。但它不停。它一直在跳，一直在提醒我——你還活着。你活着，那些被你偷了錢的人，也許死了。也許沒死。不知道。不敢想。
我想我媽。想她賣雞蛋的樣子，蹲在集上，面前擺着兩籃子雞蛋。有人來問價，她笑着說，八毛。人家說，七毛。她想了想，說，七毛五。人家說，七毛。她就不說話了。人家走了，她又喊，七毛就七毛。人家沒回頭。她低下頭，看着那些雞蛋，把它們一個一個翻過來，又翻過去。那些雞蛋是白的，很光滑，在太陽底下泛着光。她的手指很糙，摸在蛋殼上，發出很輕的沙沙聲。她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集散了，她站起來，把沒賣完的雞蛋裝回籃子裏，拎着回家。路上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沉。我站在門口等她，看見她從街角拐過來。她的影子被夕陽拉得很長，從腳下一直延伸到牆角。她看見我，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水面上的漣漪，蕩了一下就散了。她說，今天賣了八毛錢。夠給你買個作業本了。我沒說話。她沒說別的。我們走進屋裏，她把雞蛋放好，開始做飯。
我想我爸。想他修機器的樣子，蹲在機器旁邊，手裏拿着扳手，身上全是油污。他的背影很小，很薄，像一張被揉皺的紙。他修得很慢，每一個螺絲都擰得很緊。有人催他，說，快點。他不說話，繼續擰。催他的人走了，他還在擰。擰完了，站起來，腰嘎嘣響了一聲。他扶了一下腰，站了一會兒，然後走了。走回車間，走回流水線，走回他那臺永遠也修不完的機器旁邊。他幹了三十年，從學徒幹到組長，從組長幹到車間副主任。他以爲可以幹到退休，拿了養老金，回家抱孫子。但他沒有等到。廠子關了，機器賣了，工友散了。他蹲在廠門口，嘴裏叼着一根沒有點燃的煙，看着那扇關着的鐵門。他看了很久，然後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走了。沒有回頭。
我是他們的女兒。我是東川的女兒。我是那些賣雞蛋、修機器、在流水線上站彎了腿的人的女兒。他們把我送出來，不是讓我當賊的。他們是讓我當個人的。當個好人。當個好乾部。當個能幫他們、能替他們說話、能讓他們少賣幾個雞蛋、少在寒風裏排幾天隊的人。我考上了第一人大，我全系第三名，我主動回了東川，我從小司做起，我通宵寫報告，我一分錢沒收過，我以爲我會一直乾淨下去。我以爲“章知好”這三個字，對得起那個“好”。
但我還是辜負了他們。辜負了第一人大的紅磚樓和梧桐樹，辜負了那張從東川開到聖輝城的火車票，辜負了那十個煮雞蛋，辜負了我媽蹲在集上爲了五毛錢跟人爭了半天的嘴脣，辜負了我爸吐在桌上那些酒。我把他們給我的這條幹乾淨淨的命，賣了一百萬。一百萬。我值一百萬。不，我不值。我一分都不值。因爲那些被我偷了錢的工人，他們每一個人的命，都比這一百萬值錢。錢能買到命嗎？買不到。但我偷了他們的錢，就是要他們的命。我是殺人犯。不是用刀殺的，是用存摺殺的。
聖輝城最高法院。新曆18年1月15日。
我站在被告席上。欄杆是木頭的，上面有一道道抓痕。是以前站在這裏的人抓的。他們抓着欄杆，指甲陷進木頭裏，留下這些痕跡。他們有人喊冤，有人沉默，有人哭了。我的手指摸着那些抓痕，一道一道，很淺，很細。它們像是某種古老的文字，刻着那些被審判的人的恐懼和悔恨。我也是其中之一。
審判長問我，有甚麼要說的。我看着他，看着他身後的國徽。紅底，金星。我想起我爸說的那句話——不要貪，不要佔。貪了，佔了，就是國家的賊。我是國家的賊。賊站在法庭上，面對國徽，面對那些被偷了錢的人。我沒有甚麼要辯的。做了就是做了，拿了就是拿了。辯甚麼呢？辯了，就不是賊了嗎？辯了，那些錢就回來了嗎？辯了，那些在寒風中等了三天的人，就能暖和一點了嗎？辯了，我就能回到第一人大圖書館那張灑滿陽光的桌子前，把這一切從頭來過嗎？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
我說了。說完了，就等。等了四十分鐘。四十分鐘裏，我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很多年前了，我剛進東川省財政部的第一年。有一天下班，我路過省人民醫院門口，看見一個老太太蹲在臺階上哭。我問她怎麼了。她說，兒子住院，要交三千塊錢押金。她手裏攥着的全是零錢，一塊的，五毛的，一毛的，皺巴巴的，用橡皮筋捆着。她說她湊了好幾個月，還差五百。我從錢包裏數出五百塊錢，塞到她手裏。她說，姑娘，你叫甚麼名字？我說，不用記。她拉着我的手不放，說，姑娘，你會有好報的。我走了。那時候我以爲，做好事就會有好報。那時候我不知道，人做一件好事，抵不了一件壞事。做九十九件好事，抵不了那一件壞事。那五百塊錢，救不了我。那個老太太，也救不了我。
法槌落下了。篤的一聲。
死刑。
腿軟了。不是一下子軟，是一點一點軟，像一面被風吹歪的旗。法警架住了我。我沒有哭。眼淚早就流乾了。在那些失眠的夜裏，在那些瞪着天花板、數着心跳的夜裏，在那些聽見電話裏傳來女兒笑聲的夜裏，已經流乾了。我站在被告席上，忽然想起我爸吐在桌上那些酒，想起我媽賣雞蛋的手指在抖，想起第一人大圖書館裏那片落在書頁上的陽光。那些東西都很遠很遠了。遠到像上輩子的事。但它們還在。還在我心裏。一直在我心裏。是我自己把它們毀了。
三天後，執行。凌晨五時十二分。
天還沒亮。我從牢房裏被帶出來。走廊很長，燈是白的，地磚是灰的。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穩。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沒用。怕了，也得死。不怕，也得死。既然都得死，那就不怕了。怕了，死得難看。不怕，死得乾淨。我死的時候，穿着囚服，腳上是一雙布鞋。我這一輩子穿過最好的衣服，是第一人大開學典禮上那件白襯衫——那是我媽用賣雞蛋的錢給我買的，三十八塊錢，純棉的，袖口繡着一朵很小的花。那件衣服後來洗了太多遍，領口泛黃了，袖口磨毛了。我沒有扔。它還在我老家的衣櫃裏掛着。它不會知道，它的主人今天要死了。
刑場是監獄後面的一片空地。地上是碎石，踩上去沙沙響。風從北邊吹過來，很涼。我看着遠處那片天，灰濛濛的。東邊的天際線上有一道極細的光，灰白的，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劃了一道口子。那是太陽快要升起來了。我等不到它升起來了。我站在那裏，看着那道口子，看了很久。然後我閉上眼睛。我在心裏說——爸，媽，對不起。涵意，對不起。那些被我偷了錢的工人們，對不起。第一人大，對不起。東川省財政廳那張我坐了五年的辦公桌，對不起。那個在醫院門口哭的老太太，對不起。我沒有資格求你們原諒。我只是——對不起。還不完的，下輩子還。下輩子，我做牛做馬，一分一分還。
那聲響來了。悶悶的，像一塊石頭砸進很深很深的水裏。不疼。只是一瞬間的事。然後我就倒下去了。倒下去的時候，我看見我媽。她站在老家的門口，手裏拎着兩籃子雞蛋。她笑着說，今天賣了八毛錢。夠給你買個作業本了。我看見我爸。他蹲在廠門口，嘴裏叼着那根沒有點燃的煙。他站起來，拍拍褲子上的灰，說，走。我看見第一人大圖書館的穹頂，陽光從穹頂灑下來，把書頁照成淡金色的。我看見東川省財政廳門口那條我走了五年的林蔭道，梧桐葉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響。我看見我女兒。她坐在歐羅巴的宿舍裏，電腦開着，屏幕上是一個還沒寫完的論文。她拿起電話，說，媽媽，我愛你。我想說，媽媽也愛你。但我說不出來了。
我死了。
我叫章知好。知書達理的知，好。好甚麼？不知道。也許是好女兒，好學生，好乾部。都不是。我是一個賊。一個偷了工人血汗錢的賊。一個讓父母蒙羞的賊。一個讓母校丟臉的賊。一個對不起女兒的賊。我還不完了。一輩子還不完。欠着吧。欠着，下輩子還。下輩子，我不貪了。下輩子，我好好做個人。
天亮了。太陽出來了，把整片天空照成金黃色的。那面國徽還在。紅底，金星。風吹過來，把那面旗吹得獵獵作響。她躺在那片碎石地上，臉朝下，不動了。她的眼睛閉着，睫毛很長，垂着。她的嘴角還有一點弧度，不是笑，是解脫。解脫了，就不累了。不累了，就能睡了。睡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疼了。
媽，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