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飛從懷裏掏出一樣東西，放在桌上。不是酒，不是煙，是一枚勳章。天罰王牌勳章，金色雙翼，中央一顆紅寶石。他在歐克利坦空戰裏擊落第十一架敵機後得的。勳章在昏暗的燈光下泛着暗沉的光，紅寶石已經不再閃了，表面有一道很細的劃痕。他說，他今天去了一趟當鋪。當鋪老闆看了看這枚勳章，說，鍍金的吧？他說，純金的。老闆用牙咬了一下，說，金的不純。開價三千。他沒賣。他把勳章從桌上拿起來，握在手心裏，攥得很緊。勳章上的別針硌着掌心，硌出四道白印。“我在天上被十一架敵機圍住的時候，沒覺得絕望。機翼被打穿了，油箱在漏，座艙玻璃裂了，我還是把最後一架咬住了。我咬住他的尾巴，從八千米一直追到五百米，把他打爆在海面上。那時候我覺得，我是個有用的人。現在我知道——我的用處，在戰爭結束那天，就已經用完了。我才二十九歲。我的命已經用完了。”
我把酒杯端起來，對着燈。酒在杯子裏晃，光透過酒液，落在桌上，像一攤血。我想起我爸蹲在廠門口的背影，想起他那根永遠不點着的煙。想起我媽，想起她在信裏寫的那句話——“好好打仗，打完回來，把咱們東川建好。”仗打完了，我回來了。東川沒有建好。東川的廠子關的關、塌的塌，工人在街上舉着火把。我媽死了。死在那些號稱要建設這個國家的人手裏。
天快亮了。酒瓶空了。
凌晨五點左右。天還是黑的，東邊的天際線上有一道極細的灰白色的光，像刀劃的。我們去了東川省銀杉街33號。老兵們頭天晚上就聚集在那裏了，在棚戶區旁邊一片廢棄的廠房裏。廠房是紡織廠的舊車間，機器早就搬空了，只剩下空蕩蕩的鋼架和水泥地。地上鋪着紙板和舊報紙，有人在上面睡了一夜，身上蓋着軍大衣。牆角堆着行李——編織袋、舊揹包、捆紮好的棉被。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蹲在牆角抽菸。菸頭的紅點在黑暗裏明滅，像很多隻很小的眼睛。
克烈達西走進去的時候，有人認出了他。一個老兵站起來說，你是鐵脊族的克烈達西？他說，是。那人說，你是戰鬥英雄。然後苦笑了一下，坐回去了。另一個老兵接了話——戰鬥英雄有甚麼用？戰鬥英雄也得喫飯。戰鬥英雄的退伍證上寫着“一等功”，但退伍證不能當飯喫。退伍證上的金印換不來一斤米。
陸續地更多人來了。天快亮的時候，廠房裏已經聚了三四百人。都是退伍老兵——歐克利坦族的，鐵脊族的，卡莫納族的，金穗族的，白霜族的，灰燼族的。他們帶着各種各樣的傷疤。有人少了一條胳膊，袖管用別針彆着。有人拄着柺杖，那條真腿走起路來發出沉悶的聲響。有人滿臉燒傷的疤痕，眼角扯歪了，合不攏。有人精神恍惚，對聲音極端敏感，門被風吹得響了一聲他就本能地做出臥倒動作。他們安靜地站着或坐着，沒有人喊口號，沒有人舉標語。他們只是聚在這裏。聚在這裏就是一種語言。
上午九時，隊伍開始向省政府行進。我們走在最前面。克烈達西的義肢踩在柏油路上，發出沉悶的咔嗒聲。謝飛的飛行夾克被風吹得鼓起來，背上“神中射”三個字在灰濛濛的天光裏若隱若現。我走在他們旁邊，兩手空空。經過的街道很安靜，店鋪大多關着門。有路人停下來看着我們，有的拿出手機拍照，有的轉身走了。
省政府門口，警察已經列好了防暴線。三排，盾牌在前面，警棍在手邊。一個穿白襯衫的官員站在臺階上，手裏拿着擴音器。他的頭髮梳得很整齊，襯衫領口雪白，褲線筆直，皮鞋鋥亮。他對着擴音器說——你們是戰鬥英雄，國家不會虧待你們。但請你們先回去，按程序反映問題。聚衆上訪是違法的。
克烈達西站在防暴線前面，他站得筆直——義肢撐着地，他站得比任何一個兩條腿的人都要直。他說，我們不是聚衆上訪。我們只是想讓人看看，看看我們這些從戰場上回來的人，現在過着甚麼日子。他擼起左腿褲管，那條銀色的義肢暴露在灰濛濛的天光下。關節處的暗金色紋路還在流動。他說，這條腿在歐克利坦丟的。我丟了一條腿，國家給了我八個字——崗位已滿，等待通知。我站在這裏，不是爲了要飯，不是爲了鬧事，是爲了讓國家看看，看看它欠我們的這八個字，是怎麼把我們逼到這裏的。
謝飛走上前一步。他手裏攥着那枚天罰王牌勳章。他舉起勳章，對着那個官員說，這枚勳章，純金的。當鋪只出三千塊。我今天把它捐給國家，省得它再被當鋪咬一口。他把勳章放在地上，放在防暴線前面。勳章落在水泥地上，叮的一聲，很輕，很脆。
我也走上去。我把退伍證放在勳章旁邊。退伍證是紅色封皮，邊角磨毛了。裏面夾着那張蓋了紅印的三等功證書。我蹲下去把退伍證攤開，露出上面的字——“克瓦烈，歐克利坦族，原萬戰官戰團第三營第七連第二排排長。在歐克利坦防禦戰中表現英勇，授予三等功。”然後站起來。風把退伍證的邊角吹得輕輕翻動。
身後四百個老兵，同時亮出了自己的退伍證和傷殘證。沒有人喊口號，只是舉着那些紅皮本子，像舉着四百面殘破的旗。它們被舉起來，擋住了灰濛濛的天空。
那個官員的臉很白。他的嘴脣動了一下，想說甚麼，又咽回去了。他轉身走進大門。門關上了。
下午三時，槍響了。
第一聲槍響的時候，我以爲是誰在放炮仗。不是炮仗。是槍聲。我在戰場上聽過無數槍聲——步槍的，手槍的，機槍的，狙擊槍的，每一種槍聲我都聽過，每一種槍聲我都能分辨。這一聲，是手槍，九毫米，從街角那輛白色麪包車後面傳來的。槍口對準的是人羣最密集的地方。
第二聲槍響。第三聲。第四聲。有人倒下了。是那個左手少了三根手指的白霜族老兵。他站在人羣邊緣，子彈打中他的胸口，他往後退了一步，第二步沒退出去，膝蓋一彎，仰面倒在地上。他的退伍證從手裏滑出去，被風捲起來，在空中翻了幾翻，落在他的血裏。那隻少了三根手指的手攤開在地上，朝上，像是在夠甚麼。他夠不到了。他在北境冰原零下五十度的風雪裏趴了三天三夜沒有死，凍掉了三根手指沒有死。他死在東川省政府門口的臺階上，死在“按規定辦”四個字裏。
有人在尖叫，有人在跑，有人趴在地上。人羣像被捅了一棍子的螞蟻窩，四處潰散。警察的防暴線亂了，有人往後退，有人往前衝。槍手從麪包車後面站起來，是一個穿着黑色連帽衫的男人。他的臉藏在帽子裏看不清楚，只能看見他手裏那把槍——黑色的，反着光。他又開槍了。第五槍，第六槍。又有人倒下了。我不認識那個人，只知道他穿着一件褪色的陸軍作戰服，袖子上有金穗族的麥穗徽記。他的血是暗紅色的，在水泥地上慢慢洇開，像一幅正在繪製的地圖，邊緣不規則地向外蔓延。他在地上抽搐了兩下，然後不動了。
克烈達西的反應比我快。他沒有跑——他拖着義肢往槍手的方向衝過去。他的義肢踩在水泥地上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響。那聲響在尖叫和槍聲裏很小，但我聽見了。我看着他那條泛着冷光的義肢，拖着他殘缺的身體，在人羣潰散的時候逆着方向往前衝。我跑了起來。
謝飛也跑了起來。他沒有武器，從地上撿起一塊鋪地磚鬆脫後露出的碎磚，攥在手裏往槍手的方向扔過去。磚塊劃過灰濛濛的天光，砸在麪包車的車窗上，玻璃碎了。槍手的注意力轉向謝飛，槍口轉過來。我沒有聽見槍響——不是沒有槍聲，是我聽不見了。戰場上有一個詞叫“聽覺窄化”，當你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東西上的時候，其他所有聲音都會消失。我的世界在那一瞬間安靜了。沒有尖叫聲，沒有警笛聲，沒有風聲。只有我的心跳和槍手那根扣在扳機上的手指。
我撞上去的時候，感覺到肩膀撞在一個人身上的觸感。骨頭撞骨頭，很硬。槍響了，貼着我的耳朵，我的左耳嗡地一聲甚麼都聽不見了。子彈打在臺階的石柱上，碎石濺了我一臉。我把槍手按在地上，他的後腦勺撞在水泥地上，帽兜滑下去，露出一張臉。那是一張很普通的臉——三十多歲，短髮，臉上有胡茬，眼睛裏全是血絲。這張臉我認識。我在東川勞動局門口排隊的時候見過他。他排在我前面，拿着一份簡歷，簡歷的邊角被他攥得皺巴巴的。後來他排到窗口的時候裏面的人把他的簡歷推回來，說，超齡了。他拿着那張被退回來的簡歷站在勞動局門口，站了很久，久到排隊的人都散了。他還在那裏站着。
我把他的手腕按在地上，他的手鬆開了，槍滑出去。他躺在地上不掙扎了，只是喘着粗氣。他問我——爲甚麼攔我？我沒回答。他又問了一遍，聲音啞了，像砂紙擦過鐵皮——爲甚麼攔我？我們在這裏跪着等，他們看不見。我們站着說，他們聽不見。我們舉着退伍證，他們當成廢紙。只有槍響的時候，他們纔會看過來。只有血濺在省政府臺階上的時候，他們纔會聽見。我說——你不是在讓他們聽見，你是在殺和你一樣的人。他說——我們早就不是人了。從戰場上下來的那天起，就不是人了。
警察衝上來把他銬走了。他走的時候低着頭，肩膀塌着，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克烈達西站在臺階下面，他的義肢上濺了血，不知道是誰的。謝飛蹲在地上撿那枚勳章，勳章掉在血泊裏，他把勳章從血裏撈出來，用袖子擦了擦。血跡擦不掉，嵌進了紅寶石的劃痕裏。他看了很久，然後把勳章放回口袋裏，貼着心臟的位置。
我坐在臺階上。剛纔撞上去的時候左肩受了傷，不知道是扭了還是骨裂了，不動的時候不疼，一動就疼。我坐着不動。天快黑了。東川的冬天，天黑得很快。政府大樓門口的廣場上，救護車和警車的燈交替閃爍着。血被水衝過了，還剩淡紅色的痕跡，嵌在水泥地的縫隙裏。那個白霜族老兵的屍體被抬走了，他的退伍證還在地上，被水衝溼了，紙粘在地上。
三天後，消息傳來。槍手叫趙援朝，三十五歲，原陸軍第七師中士，服役十二年，立過兩次三等功。退役後找不到工作，老婆帶着孩子走了。他住在東川市東郊一間出租屋裏，牀上鋪着涼蓆，枕頭旁邊是一本翻爛了的退伍證。他被判了無期。
白霜族老兵叫索爾達，四十六歲。他的三根手指在北境凍掉了，他的命在東川丟掉了。他的遺體被送回北境安葬。白霜族的代表霜華在葬禮上說——北境的冬天再冷，也冷不過人心。
那個金穗族的退伍兵叫穗安，三十三歲。他死的時候袖子上有金穗族的麥穗徽記。他的血和歐克利坦沙灘上的血是一樣的顏色。
全國震動。雷諾伊爾在聖輝城召開了緊急會議。他站在政務院大會議室裏，面前是那七本剛剛通過的法典。他用手按在最上面那本上，說了八個字——“法立在這裏，人不能倒。”三天後，《退伍軍人安置保障法》緊急頒佈。各地設立退伍軍人再就業培訓中心。退伍軍人的安置費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就業優先權納入企業法。各地勞動部門必須設立退伍軍人專門窗口。
消息傳到東川那天，我坐在出租屋裏。爐子生了火，煤在爐膛裏燒得通紅。克烈達西坐在我對面，端着酒杯。謝飛靠在門框上，看着窗外。窗外是東川灰濛濛的天，但東邊的天際線上有一道極細的光。
謝飛說，政府派人來了，找他去航空學校當教員。教民用飛行，工資不高，但管喫管住。他說完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我二十九歲了，我以爲我的命已經用完了。克烈達西說，礦務局也來人了，說灰燼族援建的廢料處理廠需要懂機械的人。他的義肢是最精密的機械——他們終於用得上他了。他端起來酒杯把酒喝了，義肢的關節發出輕微的嗡鳴聲，像一聲嘆息。
我看着窗外。爐子裏的煤火燒得很旺。我忽然想起在歐克利坦的最後一個夜晚。那天晚上我和克烈達西、謝飛坐在海堤上，面前是那片被炮火燒成橘紅色的海。克烈達西說，如果戰爭結束了，你想幹甚麼？我說，回家。謝飛說，回家以後呢？我說，回家以後，甚麼都不幹。就坐在家門口，看着天，等着天黑。他說，等天黑以後呢？我說，等天亮。謝飛笑了。他笑得很大聲，驚起了海堤上棲着的海鷗。海鷗在橘紅色的天幕下飛起來，翅膀拍打的聲音很響。
那時候我們以爲戰爭結束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現在我知道——戰爭結束了，還有別的東西要打。打的是遺忘，是敷衍，是那些住在灰色大樓裏、坐在真皮椅子上、說着“按規定辦”的人。打的是那些把戰鬥英雄當成廢鐵、把退伍證當成廢紙的人。法立在這裏。人不能倒。
克烈達西把義肢卸下來放在桌上。那條義肢在火光下泛着冷光，關節處的暗金色紋路還在流動。他說——我的腿在歐克利坦丟的。但我還能走。只要還能走，就不能停。
謝飛從口袋裏掏出那枚勳章。勳章上的血跡已經幹了，嵌在紅寶石的劃痕裏，摳不出來。他把它放在桌上，放在克烈達西的義肢旁邊。他說——這枚勳章，我不賣了。留着。留給那些還在等的人看。告訴他們——有人在等他們。
我把退伍證翻開，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字——“克瓦烈，歐克利坦族，原萬戰官戰團第三營第七連第二排排長。”那雙手在戰場上握過槍，在勞動局門口攥過被退回的簡歷，在東川省政府門口的臺階上按住過槍手的手腕。以後還會握甚麼？不知道。但它不會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