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恨我嗎？”她問。
“不恨。”
“你恨你自己嗎？”
“不恨。”
“你恨這個世界嗎？”
他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個快要死的人。那亮光不是從外面照進去的，是從裏面燒出來的，是那種燒過了頭的炭火，快要滅了反而更亮的那種光。他看了很久。
“恨。”他說。“恨這個世界。恨這個世界讓我們活不下去，讓我們賣腎，讓我們賣身，讓我們連死都死不起。恨那些讓我們賣腎的人，恨那些讓我們賣身的人，恨那些讓我們連死都死不起的人。恨他們，不能讓他們死。不能讓他們死，就只能讓自己死。自己死了，就不用恨了。不恨了，就不疼了。不疼了，就能睡了。睡了，就不會醒了。不醒了，就不用再看見這個世界了。不用看見那些讓我們活不下去的人，不用看見那些讓我們賣腎賣身的人，不用看見那些讓我們連死都死不起的人。不用看見他們笑，不用看見他們數錢，不用看見他們換新車、換新房、換新人。不用看見了。看不見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疼了。”
她把碗裏的湯喝完了，把碗放在桌上。碗底有一層薄薄的白色沉澱，是那包粉末沒有完全溶解留下的，粘在瓷面上，刮都刮不掉。她站起來，走到牀邊，躺下。他也躺下，躺在她旁邊。他們沒有脫衣服，和衣而臥。他們並排躺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灰的，有一道細細的裂紋，從燈座旁邊彎彎曲曲地爬到牆角。那裂紋像是有人用指甲在牆上劃的，又像是牆壁自己裂開的，裂了很久了，從他們搬進來那天就在，也許更久。他看了很久，她也看了很久。他看着那道裂紋，從燈座到牆角，從牆角到燈座，像是一條幹涸了很久的河，河裏沒有水，河牀是乾的，裂了，一塊一塊的，像是龜裂的土地。他看着那些龜裂的紋路，想起小時候在鄉下，乾旱的時候，田地就是這樣裂的，裂得很深，能伸進去一根手指。他父親蹲在田埂上，手裏攥着一把乾土，土從指縫漏下去，被風吹散了。父親不說話，只是蹲着。他蹲在旁邊，也不說話。他們蹲了一下午，天黑了，站起來，走回家。母親在竈臺邊忙活，鍋裏煮着野菜粥，粥很稀，能照見人影。他喝了三碗，還是餓。後來父親死了，死在那塊地裏。不是餓死的，是累死的。幹了一輩子活，沒享過一天福。死的時候，眼睛還睜着，看着天。天很藍，沒有云。他幫父親合上眼睛，合了三次，合不上。後來不管了。睜着就睜着吧。睜着，還能看看天。他死了快三十年了。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那片地。人也還是那些人。窮的窮，富的富，死的死，活的活。
她側過身，面對着他。動作很慢，像是每一次翻身都要用盡全身的力氣。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裏，握得很緊，指甲陷進他的皮肉裏，他沒有躲，也沒有覺得疼。她的手涼，他的手也涼。涼和涼握在一起，不會變熱，只會一起變涼。但他沒有鬆開，她也沒有。
“你說，人死了，會去哪裏？”她問。
“不知道。也許去天上，也許去地下，也許哪兒也不去。就是沒了。沒了，就甚麼都沒有了。不用喫飯，不用喝水，不用睡覺，不用做夢。不疼了，不餓了，不冷了。甚麼都不用想了。不用想明天喫甚麼，不用想下個月的房租，不用想傷口甚麼時候能好，不用想甚麼時候會死。不用想了。甚麼都不用想了。想了也沒用。想了也改變不了。改變不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輕鬆了。輕鬆了，就能走了。走了，就不用回來了。”
她笑了一下。沒有出聲，只是嘴角動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像是肌肉的痙攣，但他看見了。她把他的手貼在自己臉上，她的臉很涼，她的掌心也很涼。他感覺到她臉上的骨頭，顴骨高高的，硌着他的手。他想起剛認識她的時候，她臉上有肉，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她的酒窩很深，能裝下一顆花生米。他喜歡用手指戳她的酒窩，她就會笑，笑得很大聲，露出兩顆虎牙。那時候他們都很年輕，不知道甚麼叫苦，甚麼叫窮，甚麼叫活不下去。後來知道了。知道了以後，酒窩就沒了。笑也沒了。不笑了，也不鬧了。兩個人坐在一起，不說話。不是不想說，是不知道該說甚麼。說甚麼呢？說今天又沒找到活？說房東又來催房租了？說她的藥又漲價了？說他的傷口又化膿了？說隔壁老李死了，死在出租屋裏，死了三天才被發現？不說了。說了也沒用。沒用就不說了。不說了就安靜了。安靜了就能聽見彼此的心跳。心跳還在，就是還活着。還活着，就得繼續。繼續，就不能停。
她閉上眼睛。他也閉上了。屋子裏很安靜，只有竈臺下的火還在燒，火苗舔着鍋底，發出很輕的呼呼聲。只有窗外的雪還在落，雪落在屋頂上，沙沙的，像是無數只蠶在啃桑葉。只有他們的呼吸和心跳。呼吸越來越輕，越來越慢。心跳也越來越輕，越來越慢。然後停了。那聲很輕的笑，是從他們嘴角滑落的。滑落的時候沒有聲音，像是秋天最後一片葉子從樹枝上脫落，在空氣中懸了一瞬，然後緩緩地、緩緩地往下墜。沒有風，沒有聲音，只有墜落本身。
隔壁的女人聽見了那聲笑。她住在他們隔壁，也是棚戶區的老住戶。她的男人死在礦上，瓦斯爆炸，埋了三天才挖出來，臉都認不出來了，只能憑衣服認。工作服上有編號，編號是對的。人是不是對的，不知道。她領了撫卹金，三萬塊，夠花一陣子。花完了，就去礦上找，找了好幾次，沒人理。後來不找了。找也沒用。孩子走丟了，走丟的那天穿着一件藍色的棉襖，棉襖上繡着一隻老虎，老虎繡得很像，是她在集市上買的，花了她半個月的工資。她找了很多年，找遍了附近的城市、鄉鎮、村莊，問過無數的人，貼過無數的尋人啓事，接過無數的詐騙電話。沒有找到。她一個人過了十幾年。她睡不着。她也總失眠。她躺在那張吱呀吱呀的牀上，聽着隔壁的動靜。聽見他們在說話，說餃子，說白菜豬肉餡，說鹽放多了，說下次少放。聽見他們在笑。那笑聲很輕，像是怕驚動甚麼。然後她聽見他們安靜了。安靜得很快，不像是睡着了。她以爲他們睡了。她翻了個身，把被子蒙在頭上。被子裏有一股發黴的氣味，像是很久沒有曬過了。她閉着眼睛，沒有睡着。她聽着自己的心跳，聽着窗外的風，聽着遠處偶爾傳來的狗叫。狗叫一聲，停一會兒，再叫一聲。那聲音在空曠的夜裏傳得很遠，像是有甚麼東西在黑暗中摸索，怎麼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天亮的時候，她去敲門。沒人應。又敲，還是沒人應。她推了一下，門沒鎖，開了。門軸鏽了，發出很響的吱呀聲，像是有人在慘叫。她走進去，看見他們躺在牀上，蓋着被子，臉對着臉，手握着手。他們的嘴角還掛着笑。很輕的笑，像是被凍住了，凝固在嘴角，怎麼也融化不了。他們已經涼了。不是冷，是涼。冷是活的，涼是死的。她伸手摸了摸那個女人的臉，像是摸一塊放在冰箱裏很久的豬肉，硬邦邦的，沒有一點彈性。桌子上放着一個農藥瓶，空的，瓶蓋擰在一邊，瓶口還有一滴殘留的液體，淡黃色的，黏稠的，像是蜂蜜。
她沒有哭出聲。她跪在地上，雙手捂着臉，肩膀劇烈地抖動。她哭了很久，久到眼淚流乾了，久到嗓子啞了，久到嘴脣上的皮都被牙齒咬破了，血滲出來，和眼淚混在一起，鹹的，腥的。她站起來，把被子給他們蓋好，把他們的手放好，把他們的眼睛合上。她走到竈臺邊，把那半鍋餃子湯倒掉。湯已經涼了，表面結了一層薄薄的油膜，油膜上凝固着白色的油脂。她把鍋刷乾淨，用一塊舊抹布擦乾，放回原處。她走出門，把門帶上。門關上的時候，門軸又響了。吱呀——像是一聲嘆息。她沒有回頭。她走了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消息從瀋河市傳到省裏，從省裏傳到聖輝城，從聖輝城傳到雷諾伊爾的手上。他站在窗前，手裏握着那份急報。紙是白的，字是黑的，數字是紅的。他看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抖，不是怕，是憤怒。那種憤怒不是從心裏燒起來的，是從骨頭縫裏往外滲的，從骨髓裏滲出來，滲進血液，滲進肌肉，滲進每一根神經末梢，是那種想停也停不下來、想壓也壓不住的憤怒。它不燒，它腐蝕。它從裏面往外腐蝕，像酸，像鹼，像那些在舊帝國實驗室裏被用來溶解屍體的液體。它不在皮膚上留下痕跡，但它把骨頭泡軟了，把血管泡脆了，把心臟泡成一個千瘡百孔的篩子。他把急報放在桌上，轉身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冷風灌進來，撲在他臉上，像鈍刀子割肉，一刀一刀，不緊不慢。他沒有躲。他站在那裏，讓風吹着，讓風割着。他需要疼。疼了才能記住。記住了才能做。做了才能還。
他想起那些在東北死去的人。那些餓死的，被殺的，賣腎的，賣身的，賣血的，賣器官的，賣孩子的，賣老婆的，賣自己的人。他們不是一個人，是一羣人。一羣人不是數字，是命。每一條命都是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一聲沒有喊出來的疼。那些疼，沒有人在乎。沒有人在乎他們活着，沒有人在乎他們死了，沒有人在乎他們有沒有人收屍，有沒有人燒紙，有沒有人記得。他要在乎。他不在乎，就沒有人在乎了。沒有人在乎，他們就白死了。不能讓他們白死。他們死了，他還活着。他活着，就要替他們討個公道。討不到，就要替他們罵。罵不到，就要替他們打。打不到，就要替他們死。死在他們前面，死在他們旁邊，死在他們懷裏。他不能讓他們白死。
五大家族的反應，是在下午陸續傳來的。張本煜看完急報，沉默了很久。他沒有說話，只是用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着，一下，一下，很有節奏。指節敲在木頭上，發出很悶的聲音，像是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打鼓。他敲了很久，久到祕書以爲他睡着了。他停下來，拿起電話。
“撥錢。不要留名。不要讓人知道。知道是誰幫的，他們就會等。等了，就不想自己活了。不自己活，就永遠活不好。”
洪知武吹完那支短笛，把笛子放回懷裏。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山，是霧，是雲。霧很厚，看不見山腳，看不見樹，看不見路。他看着那片霧，看了很久。他想起那些人。他們不是他認識的人，不是洪家的人，不是他需要負責的人。但他覺得難受。不是心疼，是心堵。堵得慌。他不知道自己爲甚麼堵。也許是因爲他們不該死，也許是因爲他們可以不死，也許是因爲他們死了也沒人知道。沒人知道，就沒人記得。沒人記得，就白死了。
王奕算完那筆賬，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他想起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和他一樣有手有腳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的人。他們也會痛，也會餓，也會冷，也會怕。怕了，就會跑。跑了，就會被抓。被抓了，就會被打。被打，就會疼。疼了，就會叫。叫了，就會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讓他們白死。他不能讓所有活着的人都好好活，但他能讓一部分人活。能活一個是一個。活一個，少死一個。少死一個，就少一分罪過。他罪過太多，還不完。還不完，就欠着。欠着，就得還。還到還完爲止。
陳培元把刀從刀鞘裏拔出來，看着刀刃。刀刃很薄，很亮，映着他的臉。那張臉很紅，不是曬的，是氣的。他把刀插回去，轉身走回訓練場。
“所有人準備。明天去東北。不是去打仗，是去救人。救不了，就幫他們活。幫不了，就陪他們死。死不了，就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了，就能好好活了。”
阮洪喆把女兒放在牀上，蓋好被子，站在走廊裏。他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他想起那些和他一樣有女兒的人。他們的女兒也在等，等着爸爸回家。爸爸沒有回去，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再也見不到了。見不到了，就不等了。不等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疼了。不疼了，就能好好活了。好好活着，就不用再怕了。不怕了，就能笑了。
五大家族所在的五個城市，沒有發生惡性事件。不是沒有問題，是問題被壓下去了。他們把那些活不下去的人找了回來，給他們飯喫，給他們衣穿，給他們活幹。他們活下去了，就不會死了。不死了，就不用賣腎賣身了。不賣了，就能好好活了。好好活着，就不用再怕了。不怕了，就能笑了。笑了，就不哭了。
章知好是在辦公室裏接到消息的。她正在看文件，電話響了。她接起來，聽了片刻，臉色變了。她把電話放下，坐在那裏，一動不動。她的手指在抖，不是怕，是冷。她想起那個給她一百萬的人。他的工人有一千二百個，每人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想要那筆錢，不是給工人，是給自己。她給了他。他用那筆錢做了甚麼？也許買了房，也許買了車，也許買了包，也許買了女人，也許買了命。買了命，也許就活了。活了，也許就不會死了。死了，也許就白死了。她不知道。她不敢想。想了，就會疼。疼了，就會哭。哭了，就會停。停了，就走不動了。她把抽屜打開，拿出那個黑色的小本子，翻開，看着那張存摺。一百萬元。不是她的，是那些工人的。那些工人也在等，等着錢，等着飯，等着活。他們沒有等到，不是國家不給，是被她截了。她截了他們的命，截了他們的活路，截了他們的希望。她是一個賊，一個偷命的人。她偷了他們的命。他們還活着，也許已經死了。她還不清。她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灰濛濛的天，風吹過來，把窗玻璃吹得輕輕響。她伸出手，在玻璃上畫了一個圈。圈是圓的，閉合的地方沒有歪。她看了一會兒，把手收回來。她想哭，哭不出來。想喊，喊不出來。想跑，跑不了。她只能站着。站着等。等被抓。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