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總額是多少？”
老孫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計算器，按了一下。“八億一千一百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
章知好看着他。“錢夠嗎？”
老孫愣了一下。“甚麼？”
“錢夠嗎？國庫裏的錢，夠發嗎？”
老孫低下頭。“夠。主理任席說夠，就夠。不夠，也要夠。”
章知好沒有說話。她把文件拿起來，又看了一遍。數字還是那些數字，字還是那些字。她看了很久，然後拿起筆，在最後一頁簽了名。字跡很工整，一筆一劃。“發吧。”
老孫接過文件，轉身走了。門關上了。章知好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風吹過來，把窗玻璃吹得輕輕響。她伸出手，在玻璃上畫了一個圈。圈是圓的，閉合的地方沒有歪。她看了一會兒，把手收回來。
她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小本子。本子是黑色的，皮面，很厚。她翻開，裏面夾着一張存摺。存摺是新的，邊角很整齊。上面寫着她的名字，章知好。存入金額：一百萬元。存入日期：新曆17年12月10日。存入行：聖輝城商業銀行東城支行。她看着那張存摺，看了很久。然後把它夾回本子裏，把本子鎖進抽屜。
她想起那個給存摺的人。他姓錢，叫錢多多。不是本名，是外號。他是東川省一個企業主，做紡織生意的。他的廠子效益不好，欠了一屁股債。他聽說國家有補貼，每人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算了一筆賬，他的廠子有一千二百個工人。每人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總額是一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元。他想要這筆錢。不是給工人，是給自己。工人走了，廠關了，錢沒了，他甚麼都沒了。他不想甚麼都沒了，所以他想把錢留下來。他找到了章知好，給她送了一百萬。一百萬，不是小數目。她收了。她把錢存進了銀行，等着。等風頭過了，把錢取出來，買房，買車，買包，買衣服，買那些她想要很久但一直買不起的東西。她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她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她不敢想。想了，就會停。停了，就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就後悔了。後悔了，就晚了。晚了，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只能一直走。走到頭，走到死。
她低下頭，看着自己的手。那雙手在抖，不是怕，是別的甚麼。她把手指攥緊，攥得指節泛白。然後鬆開。她抬起頭，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她想起那些工人，那些在廠門口等着領錢的人。他們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他們的臉很黑，手很糙，眼睛裏全是血絲。他們也在等，等了一輩子，等一個人，等一個消息，等一個不會讓自己白活的消息。他們等到了，拿到了存摺，簽了字，按了手印。他們笑着走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錢少了。少了兩千。兩千塊，不夠買命，但夠買藥。不夠買藥，但夠買糧。不夠買糧，但夠買一個冬天的煤。不夠買煤，但夠買一句暖心的話。暖心的話也沒有，就買一聲對不起。對不起，不是錢。錢能買到糧，買到藥，買到煤。對不起買不到。對不起沒用。有用的，是把錢還給他們。還了，他們就能活。不還，他們就會死。死了，就白死了。不能讓他們白死。她不能讓他們白死。但她已經讓他們白死了。她還不完。一輩子都還不完。還不完，就欠着。欠着，就得還。還到還完爲止。她不能停。
傍晚六時，聖輝城第一紡織廠門口。老馬又來了。他不知道自己爲甚麼要來，來了也等不到甚麼。廠沒了，錢還沒發，人也不在了。但他還是來了。他蹲在廠門口，看着那扇關着的鐵門，看着那把新鎖，看着那些枯藤。
老李也來了。他手裏拎着一瓶酒，不是好酒，是便宜的散裝白酒，用塑料瓶裝着。他走到老馬旁邊，蹲下來，把酒瓶放在地上。“喝點？”
老馬搖了搖頭。老李擰開瓶蓋，喝了一口。辣得他直咧嘴，他把瓶蓋擰上，放在地上，看着那扇鐵門。
“你說，錢甚麼時候能發？”老李問。
老馬沒有說話。他也不知道。也許明天，也許後天，也許永遠不會發。發了，就能活幾天。不發，也能活幾天。反正都是活，活一天算一天。活到活不動爲止。活不動了，就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沒了。沒了，就白活了。不能白活。所以得活。活着，纔有希望。有希望，就不想死了。不想死了，就能好好活了。
遠處有腳步聲。他們抬起頭，看見一羣人從街那頭走過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箇中年女人，四十多歲，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絨服，頭髮花白了，臉很瘦，眼窩很深。她手裏拎着一個布袋，布袋鼓鼓囊囊的。她走到老馬面前，停下來，看着他。“你是這個廠的工人？”
“是。”
“你叫甚麼？”
“老馬。”
“老馬。你的補償金，下來了。”她從布袋裏拿出一個信封，遞給老馬。老馬接過，打開，裏面是一張存摺。存摺是新的，上面寫着他的名字，存入金額：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看着那行數字，看了很久，然後把存摺放回信封裏，揣進懷裏。
“簽字。”那個女人從布袋裏拿出一份文件，一支筆，遞給他。老馬接過筆，在文件上歪歪扭扭地寫下自己的名字。馬。只有姓，沒有名。那個女人把文件收起來，轉身走了。老李也領了錢，簽了字。他們把酒喝完，把空瓶子扔在地上，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腿麻了，晃了一下，站穩了。
“走。”老馬說。
“去哪？”
“不知道。先走。”
他們走了。沒有回頭。
深夜十一時，章知好的辦公室。燈還亮着。她坐在桌前，面前攤着東川省的失業補貼發放明細。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數字都對，每一筆都對。她算了很多遍，沒有錯。她放下明細，從抽屜裏拿出那個黑色的小本子，翻開，看着那張存摺。一百萬元。不是她的，是錢多多的。她幫他拿到了補貼，他給了她一百萬。交易公平，銀貨兩訖。她應該高興，但她笑不出來。
她想起那些工人。她想起他們蹲在廠門口的樣子，縮着脖子，把手插在袖子裏。她想起他們的眼睛，那些眼睛裏沒有光。她想起他們的手，那些手上佈滿老繭和裂口。她想起他們的背影，那些背影很彎，很薄，像一張張被揉皺的紙。她想起他們簽字時手在抖，不是因爲冷，是因爲不安。她想起他們把存摺揣進懷裏時，手指攥得很緊，像攥着一條命。她想起他們走了，沒有回頭。她想起他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他們的錢少了兩千。她想起那兩千塊去了哪裏。去了錢多多的口袋，去了她的存摺，去了那些她不敢花、不敢想、不敢告訴任何人的地方。
她欠了。欠了那些工人。欠了那些把命交給國家的人。欠了那些從河牀上走過來、以爲到了家、卻發現自己還是外人的人。她還不起。一輩子都還不起。還不起，就欠着。欠着，就得還。還到還完爲止。她不能停。但她已經停了。不是她停了，是她的路到頭了。頭到了，就該轉彎了。轉不了彎，就該停下了。停下了，就該回頭了。回頭了，就能看見了。看見了，就知道自己走了多遠。走遠了，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只能一直走。走到頭，走到死。
她把存摺放回去，把本子鎖進抽屜。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黑的。她伸出手，在玻璃上畫了一個圈。圈是圓的，閉合的地方沒有歪。她看了一會兒，把手收回來。
凌晨一時，博雷羅的辦公室。燈還亮着。他坐在桌前，面前攤着三十八個巡查組的名單。每組七個人，一共二百六十六個名字。他從頭看到尾，記住每一個名字。記不住，就再看一遍。看了三遍，記住了。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響了三聲，接了。
“主理任席。”
“嗯。”
“巡查組已經準備好了。明天出發。第一站，東川省。”
“爲甚麼是東川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