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1年，4月7日，聖輝城中心廣場。
早晨六點半，天還沒完全亮。
廣場上已經站滿了人。
不是政府通知的。佈告欄昨晚貼出雷諾伊爾要講話的消息，只有三行字，沒寫講甚麼。但消息像長了腳，一夜之間傳遍全城。
老科瓦四點就起來了。他用獨臂推着安德烈的輪椅，走了四十分鐘。葉戈爾被他牽着，深一腳淺一腳，眼睛看不見，但耳朵豎着，聽沿路的人聲——人很多，腳步聲很密，像潮水往一個方向湧。
周老闆把雜貨店門板上了鎖，掛出“今日歇業”的牌子。他老婆抱着孩子跟在後面，孩子還在睡，裹着毯子，只露出半張臉。
王老師揣着那個用了幾十年的搪瓷杯，杯子裏沒茶，空的。他不知道自己爲甚麼帶着它，只是覺得這種場合，手裏該攥點甚麼。
榮軍院來了一百多號人。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被人推着、抬着、揹着。老科瓦在人羣裏看見了那個用嘴叼錘子的年輕人——他今天沒叼錘子，叼着一面疊成小方塊的共和國旗，旗角在風裏輕輕飄。
維特根斯克災民代表站在前排。他們穿着救濟發的灰棉襖，洗得很乾淨，補丁縫得整齊。地震過去兩個月了，他們的臉還是黑的——不是沒洗乾淨，是那場災難留下的印記，刻在皮肉裏，擦不掉。
廣場上，三萬人。
安靜。
只有風。
七點整。
雷諾伊爾走上臨時搭的木臺。
他沒穿元帥服，沒戴勳章，沒佩軍刀。只是一身洗得發白的深灰便裝，領口磨出了毛邊。頭髮剛剃過，鬢角剃得太短，露出青白的頭皮。臉有點腫——昨晚一夜沒睡，批文件批到凌晨四點，又改了五遍演講稿。
他把稿子揣進兜裏，沒拿出來。
臺下的人看着他。三萬雙眼睛，有的亮，有的渾濁，有的少了眼眶只剩疤痕，有的噙着淚。
他開口。
“我叫雷諾伊爾。”
第一句，很平。
“十六年前，我在北境礦場挖煤。每天下井十二小時，上來的時候，指甲縫裏全是黑的，洗不掉。”
“那時候我以爲，這輩子就這樣了。挖煤，攢錢，娶媳婦，生孩子，讓孩子接着挖煤。”
他頓了頓。
“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命。那是壓迫。”
臺下有人點頭。老礦工，手背上有煤渣滲進皮膚留下的青黑色紋路。
“舊帝國壓迫我們，黑金壓迫我們，合衆國壓迫我們。一波走了，一波又來。換着名頭，換着旗子，換着口號。”
“但他們要的東西，從來沒變過。”
他伸出右手，一根一根掰手指：
“第一，要你聽話。第二，要你幹活。第三，要你死了，還覺得死得光榮。”
“第四——”
他把手放下。
“沒有第四。他們只在乎前三樣。”
廣場上有人笑。不是開心的笑，是那種把苦嚼爛了嚥下去、又從喉嚨裏反出來的笑。
“我當兵那會兒，”雷諾伊爾繼續說，“班長教我們：槍口永遠朝外，不準對準人民。”
“我問：那人民被欺負了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