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7年5月13日，聖輝城政務院頂層辦公室，下午二時。窗外飄着細雨，不是那種猛烈的雨，是細細的、密密的、像針尖一樣的雨，打在玻璃上，沙沙的。天是灰的，雲層壓得很低，像一牀洗了太多次的舊棉被，蓋在整座城市上面，不透光，也不透氣。
葉雲鴻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攤着三份文件。一份是關於農村養老試點擴大的方案，一份是關於城市流浪人員救助站建設的報告，還有一份是關於城管執法行爲規範的修訂稿。他在看第三份，看得很慢，手指按在紙頁邊緣，一字一句地往下走——城管執法過程中不得使用暴力，不得侮辱人格，不得沒收謀生工具，不得對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兒童實施強制措施。他看着那幾行字，看了很久，在空白處寫道：執行情況納入年度考覈，舉報一起查一起，查實一起處理一起。他簽了名，把文件合上，放在一邊。
電話響了。不是保密電話，是那部很少用的、普通黑色的、放在桌角積了一層薄灰的老式座機。他看了它一眼，響了三聲，接起來。
“喂。”
電話那頭沒有聲音。只有呼吸，很輕，很勻，像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站着，不說話，只是聽。
“誰？”
“你猜。”
葉雲鴻的手緊了。不是害怕，是一種很奇怪的、說不清的感覺——像有甚麼東西堵在喉嚨裏，咽不下去，也吐不出來。
“雷諾伊爾。”他叫出這個名字的時候，聲音有一點抖。
電話那頭笑了，笑得很輕。不是嘲笑，不是苦笑，是一種很淡的、像風吹過水麪一樣的笑。“九年了，你還記得我的聲音。”
“你沒有死。”
“誰告訴你我死了？”
葉雲鴻沒有說話。沒有人告訴他，他只是以爲。以爲他死了，以爲他累了，以爲他不想活了。以爲他走了，再也不回來了。他沒有走，他只是不想幹了。
“你在哪？”葉雲鴻的聲音穩了一些。
“在外面。旅遊。”
“旅遊？”
“嗯。旅遊。”雷諾伊爾的聲音很平，像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退休了，不旅遊幹甚麼？天天在家坐着，坐着就坐出病來了。出來走走，看看山，看看水，看看那些以前打仗的時候沒來得及看的東西。”
“你一個人？”
“不是。洛倫跟我一起。”
葉雲鴻愣了一下。洛倫是雷諾伊爾的副官，從他還是師長的時候就跟着，跟了二十多年。比他小不了幾歲，不愛說話，不愛笑，只愛幹活。幹完活就站在旁邊，等着下一個活。雷諾伊爾退休的時候，他也要退。雷諾伊爾沒讓。他說，你退了幹甚麼？在家坐着，坐着就坐出病來了。跟我走。洛倫說，去哪？雷諾伊爾說，不知道。走着看。走了兩年了。
葉雲鴻握着話筒，沒有說話。辦公室裏很安靜，雨打在玻璃上，沙沙的。
“葉雲鴻。”雷諾伊爾叫他的名字，不是“主理任席”，不是“小葉子”，是“葉雲鴻”。很平，很穩，像以前在北境的時候，他站在師部指揮所裏，對着地圖，說——第二師，天亮前拿下三號高地。天亮前，拿下來了。死了很多人。
“我在。”
“你現在做的那些事，我都聽說了。裁軍，整編，修法，改稅，建學校，建醫院，建糧倉，管城管，管拾荒。你做的有點大。”
葉雲鴻沒有說話。
“大不是錯。太大，一個人扛不住。”
“我扛得住。”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也許十幾秒。然後雷諾伊爾笑了，笑的不是他，是別的甚麼。
“你扛得住。你當然扛得住。你扛了這麼多年，你還能扛。但你扛到甚麼時候是個頭？你退休了，誰來扛？你死了，誰來扛？那些老人，那些拾荒的，那些被城管打罵的，誰來管？”
葉雲鴻的手指緊了。“你看到了？”
“看到了。從出來那天就看到了。每到一個地方，都能看到。拾塑料瓶的，撿紙殼子的，翻垃圾桶的，在街上蹲着、坐着、躺着的。有老的，有病的，有殘的。有的認識我，有的不認識。認識的，叫我‘主席’。不認識的，叫我‘讓一下’。我讓了。讓了，給他們錢。見一個給一個。一個月工資就沒了。”
“你工資多少？”
“沒多少。夠花。花完了就沒了。洛倫也把他的那份拿出來了。我倆湊着花。花到現在，快花完了。”他停了。“所以我給你打電話。你把我這幾年的工資，發到我現在的賬號上。賬號一會兒讓洛倫發給你。不用多，夠喫飯就行。”
葉雲鴻握着話筒，沒有說話。他看着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雨很小，但一直在下。
“雷諾伊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