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7年4月20日，聖輝城政務院頂層辦公室，傍晚六時。窗外的天色正在暗下來。
葉雲鴻難得早下班。太陽還沒完全落下去，西邊的天際線上還掛着一抹橘紅，很淡，像被水洗過。他站在窗前看了好一會兒，然後轉過身，把桌上最後一份文件簽了，筆擱在一邊，站起來。
“今天不加班。”他對祕書說。
祕書愣了一下。“主理任席，晚上七點還有一個會——”
“推了。”
“推到甚麼時候？”
“明天。後天。隨便。反正今天不開。”他走出辦公室。祕書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葉雲鴻走進電梯，按了一樓。門關上，數字往下跳。他看着那些跳動的數字，腦子裏翻了很久，翻出一個人影——萊婭站在面前，穿着那件白色的婚紗。說是婚紗，其實就是一條白裙子，舊貨市場買的，領口有點大，她用別針別了一下。頭髮是自己盤的，掉了幾縷下來，垂在耳邊。沒有化妝，沒有捧花，沒有頭紗。只有那條白裙子，和她腳上那雙洗得發白的布鞋。
那是新曆8年的事。九年了。九年前，他在玄武門當門主，整天不是在打架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她也在玄武門，當醫生，給人縫傷口、接骨頭、灌藥湯。張天卿說，你們該結婚了。他說，結甚麼婚？張天卿說，結了婚，有人管你。他沒說話。萊婭也沒說話。張天卿又問萊婭，你願意嗎？萊婭說，願意。事情就這麼定了。
婚禮在玄武門的大堂裏辦的。大堂很大，平時用來開會、喫飯、吵架、打架。那天用來結婚。張天卿當證婚人，雷諾伊爾當主婚人。阿賈克斯、傑克遜、幾個戰團長，還有一羣叫不出名字的兄弟，擠在大堂裏，抽菸的抽菸，嗑瓜子的嗑瓜子。有人帶了一罈酒，有人帶了一包喜糖。酒是劣質的，辣得嗆嗓子。糖是硬的，硌牙。大家都很高興。他們也不知道爲甚麼高興，反正有人結婚，就高興。
他沒有穿禮服，穿的是軍裝。深灰色的，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萊婭也沒有穿婚紗，穿了一條白裙子，舊貨市場買的，十五塊錢。領口有點大，她用別針別了一下，不仔細看看不出來。鞋子是布鞋，也是舊的，洗得發白。
張天卿問，你們要不要交換戒指？
他說，沒有戒指。
張天卿說，沒有就算了。
萊婭說，有。
她伸出手，手裏有兩枚鐵環。不是戒指，是鐵環，從報廢的裝甲車上拆下來的螺絲墊圈。她用小刀颳了一整天，把鐵鏽刮掉，露出底下的銀色。又用砂紙磨，磨得發亮。一枚大的，一枚小的，套在一起，叮叮噹噹的。
葉雲鴻接過那枚大的，套在她手指上。大了，太鬆了，戴不住，她用紅繩子纏了幾圈，才勉強卡住。
萊婭接過那枚小的，套在他手指上。小了，太緊了，勒得手指出血，她幫他戴進去，血滲出來，把鐵環染紅了。他沒有說疼，她也沒有說對不起。旁邊有人起鬨，讓他們親一個。他們沒親。站在那裏，看着對方。看了很久。然後張天卿說，禮成。大家鼓掌。
這麼多年了。沒有領證。沒有補辦。沒有人提過。
電梯門開了。他走出去，一樓大廳很空，只有值班的衛兵。他走出大門，車在門口等着。
“去安東尼多斯家。”他說。
司機愣了一下。“主理任席，部長家在南邊——”
“我知道。去。”他坐進車裏，靠着椅背，閉上眼睛。他不知道爲甚麼要去找多斯。也許是因爲他有錢，也許是因爲他結過婚，也許是因爲他有經驗。他不知道。他只是覺得，這件事不能一個人想。得找個人說。說了，就能定。定了，就能做。做了，就不後悔。他沒做過多少不後悔的事。這件，他想試一試。
安東尼多斯的家在聖輝城南郊，一棟三層的洋樓，灰牆紅瓦，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齊。門口有一棵石榴樹，這個時候還沒開花，葉子綠得發亮。葉雲鴻下了車，按門鈴。等了很久，門開了。安東尼多斯站在門口，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居服，手裏端着一杯茶，臉上沒有甚麼表情。
“主理任席。”
“嗯。”
“查崗？”
“不是。”
“借錢？”
“不是。”
“那是甚麼？”
葉雲鴻看着他那張臉，那張臉很瘦，顴骨很高，眼窩很深，眼睛裏有一種光，不是那種激動的光，是那種見過太多世面之後、甚麼都懶得多說、但你來了他還是會讓你進去的光。
“進去說。”
安東尼多斯側身，讓他進去。客廳不大，沙發是舊的，但很乾淨。茶几上攤着幾張報紙，旁邊放着一副老花鏡。葉雲鴻坐下來，安東尼多斯也坐下來。兩個人面對面，沉默了很長時間。
“萊婭。”葉雲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