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6年，2月2日，聖輝城政務院大禮堂，清晨六時。
天還沒亮透。大禮堂的燈全開着，白光從穹頂灑下來，把每一個角落都照得清清楚楚。長條桌圍成巨大的方形，鋪着深灰色的絨布，桌上擺着名牌、水杯、文件架。四十五個名牌，四十五個黨派，四十五個座位。椅子是木頭的，很硬，坐上去沒有聲音。
葉雲鴻站在門口，沒有進去。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外套，釦子繫到最上面一顆，領口很緊，勒着喉嚨。他的頭髮剪得很短，鬢角推得乾乾淨淨，露出青白的頭皮。臉上沒有表情，但眼睛底下有一層青黑色，像被人用炭筆畫了兩道。他已經三天沒有睡好了。從明日方舟消失的那天起，他就沒有睡好。
祕書站在他身後，手裏拿着名單。“主理任席，都到了。”
葉雲鴻點了點頭。他推開門，走進去。
四十五個人同時站起來。椅子腿刮地板的聲音很輕，但很多，混在一起，像一羣鳥同時撲翅膀。葉雲鴻走到最前面的座位，沒有坐下。他站在那裏，看着他們。四十五張臉，有的年輕，有的老，有的嚴肅，有的放鬆，有的在看他，有的在看桌上的文件，有的在看窗外的天。
他開口了，聲音不高，但每個人都聽清了：“今天這個會，開了一天。開不完，明天繼續。明天開不完，後天繼續。開到有結果爲止。”
沒有人說話。他坐下。其他人也跟着坐下。椅子腿刮地板的聲音又響了一次，然後甚麼都沒有了。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燈管的嗡嗡聲，能聽見窗外遠處的車聲，能聽見自己的心跳。
第一個站起來的是共產黨代表。很年輕，三十出頭，穿着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外套，領口磨出了毛邊。他的臉很瘦，顴骨很高，眼睛很亮，像兩顆剛洗過的石子。他沒有拿稿子，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微微前傾。
“我們主張，資源公有，按需分配。不是平均主義，是各盡所能。不是喫大鍋飯，是讓每一個人都有活幹，有飯喫，有書讀，有病看。國家不是機器，是人的集合。機器要效率，人要公平。沒有公平的效率，是喫人。”
會場裏很安靜。有人點頭，有人皺眉，有人在紙上寫字。
第二個站起來的是保守黨代表。五十多歲，頭髮花白，穿着一件深色的正裝，釦子系得很規矩。他手裏拿着一張紙，紙是白的，邊角壓得很平。他念得很慢，每一個字都念兩遍，像怕人聽不清。
“我們主張，穩中求進。步子邁大了，會摔。路要一步一步走，飯要一口一口喫。祖宗的東西，不能全扔。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傳了五千年，有它的道理。不是所有的舊東西都是壞的。不是所有的新東西都是好的。”
有人笑了。很小聲，但有人笑了。保守黨代表看了那個方向一眼，沒有停，繼續念。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慢，那麼平，像一條不會起浪的河。
第三個站起來的是激進黨代表。四十出頭，穿着一件黑色的夾克，拉鍊拉到胸口。他的聲音很高，像銅鑼，一開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都抓住了。
“我們主張，徹底改革！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那些佔着位置不幹事的人，那些拿着國家的錢肥自己腰包的人，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他頓了頓，聲音更高了，“該挪位置了！”
會場裏有人鼓掌。不多，但很響。葉雲鴻沒有說話。他看着那些鼓掌的人，又看着激進黨代表。激進黨代表也看着他。
“主理任席，”激進黨代表的聲音低了一些，“您說呢？”
葉雲鴻沒有回答。他看了激進黨代表一眼，那一眼不長，但很重。激進黨代表坐下了。
第四個站起來的是自由黨代表。很年輕，二十多歲，穿着一件淺灰色的西裝，領帶是紅色的，打得很正。他的聲音很亮，像剛出窯的瓷器，清脆，但薄。
“我們主張，放開市場，放開言論，放開一切束縛人的東西。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國家不該管太多，管多了，人就死了。”
有人點頭，有人搖頭。自由黨代表沒有看他們，他看着葉雲鴻。
“主理任席，您說呢？”
葉雲鴻看着他。“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這句話好。”自由黨代表的眼睛亮了一下。“但，”葉雲鴻的聲音忽然沉了，“你放開市場，市場就喫人。你放開言論，嗓門大的就欺負嗓門小的。你放開一切，強的就把弱的喫乾淨了。你信不信？”
自由黨代表張了張嘴，沒有說話。他坐下了。
第五個站起來的是商資黨代表。四十多歲，穿着一件深藍色的正裝，袖口的扣子是金色的，在燈光下閃了一下。他手裏拿着一個文件夾，皮面很亮，邊角壓着暗紋。他翻開文件夾，唸了一長串數字。GDP，增長率，就業率，失業率，物價指數，消費指數，每一個數字都念兩遍，唸完之後，合上文件夾。
“我們主張，發展是硬道理。沒有錢，甚麼都是空的。沒有錢，拿甚麼建學校？拿甚麼修路？拿甚麼養軍隊？拿甚麼給老百姓發補貼？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有人笑了。這次笑的人多。商資黨代表也笑了，笑得很和氣。
葉雲鴻沒有笑。他看着商資黨代表。“錢從哪兒來？”
商資黨代表愣了一下。“從——從生產來。”
“生產從哪兒來？”
“從人來。”
“人從哪兒來？”
會場裏安靜了。商資黨代表站在那裏，張着嘴，沒有說出話。
葉雲鴻沒有看他了。他看了所有人，一個一個看過去。四十五張臉，四十五雙眼睛，有的在看他，有的在看桌面，有的在看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