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4年，3月15日，清晨六點，第七區。
天還沒亮透。
不是陰天，是北方的春天就這樣——天亮得晚。六點鐘，天邊纔剛剛泛起魚肚白，像有人用毛筆蘸了淡淡的墨，在天際線那兒輕輕抹了一筆。
老科瓦已經醒了四十分鐘。
他躺在榮軍院的板房裏，睜着眼，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漬。左臂斷口處有點癢——老傷，天要下雨。窗外沒有雨，但他知道，快了。那癢比天氣預報還準。
隔壁牀的安德烈在打鼾，呼嚕聲像生鏽的鋸子鋸木頭。他的腿沒了，但鼾聲還在，中氣十足。再隔壁的葉戈爾牀空着——他昨晚值夜，現在應該在院門口坐着，用那雙看不見的耳朵，替大家守着。
老科瓦坐起來。
穿衣服。用獨臂，但動作很快。三十多年了，早就習慣了。先穿左邊，把袖管搭在斷口上，再用右手把右邊的袖子套上，然後係扣子。從上往下，一粒一粒。繫到最下面那粒時，手頓了一下——釦子鬆了，快掉了。
得找周老闆買幾個釦子。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
安德烈還在睡。呼嚕聲震天。
他輕輕帶上門。
院子裏，天還是灰濛濛的。甜菜地已經翻了土，種子下地半個月了，嫩芽剛冒出頭，細細的，綠綠的，在晨風裏輕輕晃。他蹲在田埂邊，用手摸了摸土。土是溼的，昨晚有人澆過水。他知道是誰——米哈伊爾，那個手被炸掉三根手指的年輕人。他每晚睡前都要來澆一遍，用那兩根殘存的手指捏着水瓢，一勺一勺，澆得很慢，但每一棵苗的位置他都記得。
老科瓦站起來，走出榮軍院。
街上已經有人了。
不是那種戰時的匆忙，是另一種節奏——慢的，散的，帶着點睡意的。早點攤的爐子生起來了，白煙從鐵皮煙囪裏冒出來，在冷空氣中散開，帶着煤煙味和麪香。賣豆漿的老吳頭正在往碗裏舀糖，一勺，兩勺，三勺——老主顧的口味他都記得，誰要甜，誰要淡，誰要多加一勺不要錢。
“科瓦叔！”老吳頭看見他，招手，“來碗豆漿？”
老科瓦走過去，在攤子前的小馬紮上坐下。
“來一碗。少糖。”
老吳頭麻利地舀了一碗，端過來。碗是粗瓷的，邊上有兩個豁口，但洗得乾乾淨淨。豆漿冒着熱氣，表面結了一層薄薄的皮。
老科瓦用獨臂端起碗，吹了吹，喝了一口。
燙。
但香。
“今天人多？”他問。
老吳頭擦着桌子，咧嘴笑了：“多。比昨天還多。你看那邊——”
他用抹布指了指街那頭。
老科瓦順着看過去。
街那頭，一個賣菜的攤子已經擺出來了。白菜，蘿蔔，土豆，還有幾把蔫蔫的菠菜。攤主是個中年婦女，正在往菜上灑水，讓它們看着新鮮點。旁邊蹲着幾個挑菜的人，有老太太，有年輕媳婦，有抱着孩子的男人。他們挑得很慢，把菜拿起來看看，放下，又拿起另一棵，比較着，掂量着。
“以前打仗那會兒，”老吳頭說，“哪有這個心思。有東西就搶，搶到就跑。現在……”
他沒說完。
但老科瓦懂。
現在，可以挑了。
可以慢下來了。
他喝完豆漿，從口袋裏摸出兩毛錢，放在桌上。
“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