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1年，2月20日，清晨六時。
維特根斯克省，礦星城廢墟邊緣的臨時安置區。
天還沒亮，但簡易板房區的煤油燈已經零星亮起。第一批起牀的是負責炊事的婦女們——她們大多是災民自發組織的“互助組”成員。五十歲的王嬸用凍得通紅的手點燃爐竈，往大鐵鍋裏倒水。水是從三公里外的臨時供水點挑來的，一桶水要供三十個人洗漱和做飯。
“今天還是菜粥？”旁邊的李嫂問，往竈裏添柴。
“省裏撥的麪粉昨天到了，”王嬸掀開旁邊麻袋的封口，伸手抓了一把——這次是真正的麪粉，細膩潔白，“能蒸點饅頭。孩子們好久沒吃麪食了。”
李嫂眼睛一亮：“那敢情好。我家小寶昨晚還說夢話，唸叨着想喫白麪饃。”
她們說話時，遠處傳來士兵出操的號子聲。自從2月8日地震以來，駐紮在礦星城的救援部隊增加到兩萬人，他們的帳篷區就設在安置點旁邊。每天清晨六點整，軍號準時響起，然後是整齊的跑步聲和口令聲。
對災民來說，這聲音已經從最初的陌生，變成了某種安心的背景音。有軍號聲，就意味着秩序還在，保護還在。
六點三十分，簡易板房的門陸續打開。人們裹着棉衣或軍大衣走出來，在公共水龍頭前排隊洗漱。水很冰，但至少是流動的、乾淨的水——這是工程兵部隊用三天時間從地下管道中搶修出來的。
七歲的小梅排在一箇中年婦女身後。她身上那件紅色棉襖是地震後發的救濟物資，有點大，袖口挽了好幾圈。她低着頭，用一個小塑料杯接水，小心翼翼地刷牙——牙膏也是發的，每人每月一小管。
“小梅，昨晚睡得好嗎？”前面的婦女回頭問。
小梅點點頭，沒說話。地震後她變得很沉默，除了必要的交流，幾乎不說話。心理醫生來看過，說她這是創傷後應激反應，需要時間。
洗漱完畢，人們開始領取早餐。今天果然有饅頭——每個成年人半個，孩子四分之一個，配上清可見底的菜粥和一小撮鹹菜。隊伍很長，但秩序井然。兩個士兵在維持秩序，還有一個戴紅袖章的災民代表負責分發。
輪到小梅時，分發員多給了她一小塊饅頭邊角：“孩子，多喫點。”
小梅接過，小聲說了句“謝謝”，然後端着碗走到角落，蹲在地上慢慢喫。她喫得很仔細，一點碎屑都不掉。
七點整，安置點的廣播響了。先是軍樂，然後是女播音員清晰的聲音：
“全體災民請注意，今天是新曆11年2月20日，地震發生第十二天。今日天氣，晴，零下五度到零度，風力三級。請各位注意保暖，預防感冒。”
“今日工作安排：第一組，繼續清理中心街區廢墟，需要五十名壯勞力；第二組，參與臨時醫院擴建工程，需要三十人，有建築經驗者優先；第三組，前往北郊農場協助春耕準備，需要四十人；第四組，在安置點內負責環境衛生和物資分發，需要二十人，女性優先。”
“所有參與工作者，每日額外領取一個饅頭和一份肉菜補貼。以工代賑，重建家園。”
廣播重複了三遍。
人羣開始騷動。男人們摩拳擦掌，討論着去哪組。女人們則更務實——額外的一個饅頭意味着孩子能多喫一口，肉菜補貼更是難得。
“我去第一組！”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喊道，“我幹過礦工，力氣大！”
“我去農場，我會開拖拉機！”
“我報名醫院，我兒子是醫生，我懂點醫護！”
登記處很快排起了長隊。負責登記的是縣民政局的年輕幹部小趙——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兒，但第三天就回到工作崗位。有人說他冷血，有人說他堅強，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不工作，他會在每個夜裏被記憶撕裂。
“姓名，年齡，特長，想去哪組？”小趙的聲音很平靜，筆尖在登記表上快速移動。
“王鐵柱，四十五，礦工，第一組。”
“李秀英，三十八，以前在食堂工作，第四組。”
“孫建國，五十二，拖拉機手，第三組。”
一個個名字，一張張面孔。有的眼裏還有傷痛，有的已經麻木，但大多數人在說到“特長”時，會挺直腰板——我還有用，我還能爲國家做點甚麼。
這是“以工代賑”政策實施第七天。最初有人不理解：都這樣了，還要我們幹活？但很快人們發現，有事情做，反而能暫時忘記痛苦。而且那額外的饅頭和肉菜，對正在長身體的孩子和需要體力的壯年來說，太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當人們親手清理自己家園的廢墟，親手參與新醫院的建設，親手種下來年的種子時，那種“一切都完了”的絕望感，會一點點被“還能重新開始”的希望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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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時，礦星城中心小學臨時教學點。
這裏原本是一個倉庫，地震後屋頂塌了一半，工程兵用鋼架和防水布勉強補好。裏面擺着三十多張從廢墟里扒出來的課桌，高矮不一，有的缺腿，用磚頭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