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江辰說完，他沒有立即回應，而是先問了幾個問題。
“置換債券的額度，你們初步測算規模是多少？”
“與地方努力‘硬掛鉤’，具體指標如何設計？誰來考覈？考覈週期多長？”
“如果地方拿了置換資金，但化債不力、改革停滯，有甚麼制約和退出機制？”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給了G省，其他類似省份怎麼辦？攀比效應如何避免？”
問題犀利，直指操作核心。
“專業的質疑不是障礙，而是通向完善的階梯。每一個切中要害的問題，都在幫助方案變得更加縝密、更可執行。”
江辰一一回應。
“額度測算，我們建議先小範圍試點，比如G省，額度控制在XXX億以內。既是支持，也是壓力測試。”
“掛鉤指標，我們初步考慮包括：資產盤活進度、非必要支出壓減幅度、新增隱性債務控制情況、重大改革任務完成進度等。可以由發改委、財政部、審計署聯合組成工作組，按季度評估。”
“退出機制很關鍵。如果地方連續兩個季度評估不達標，置換額度暫停撥付；整改仍不合格的，不僅要追回已撥付資金，還要在全國通報，並與後續其他政策支持脫鉤。”
“關於攀比問題，”江辰語氣堅定，“必須堅持‘標準統一、程序透明、自願申請、嚴格審覈’。設定清晰的門檻和標準，符合條件的都可以申請，但必須承諾並兌現相應的責任。不是‘照顧’，是‘獎勵’；不是‘普惠’，是‘擇優’。”
李國華聽完，沉吟片刻。
“思路是清晰的，方向我也贊同。確實，對部分歷史包袱重、但確有轉型決心的地方，給予適度的、結構化的支持，幫助它們‘以時間換空間’，符合財政的跨週期調節職能。”
他話鋒一轉。
“但財政部最擔心的，是機制的可持續性和防風險底線。我原則上支持在嚴格限定條件下的試點。但有幾點必須明確寫入方案。”
“第一，中央支持是‘藥引子’，地方自救是‘主藥’。地方必須先拿出真金白銀、拿出硬措施，中央支持才能按比例跟上。順序不能顛倒。”
“第二，額度必須封頂，且是‘一次性’或‘分階段’的，不能形成長期依賴。要明確退出時間表。”
“第三，資金必須全流程監控，專項審計。確保每一分錢都用於化解真實債務，絕不允許挪用或產生新的風險。”
“第四，財政部要全程參與標準制定、額度覈定、過程監督和效果評估。這是國家資金，必須對國家負責。”
“財政資金是國家的血液，必須流向最需要的部位，且不能白白流失。每一滴都要精打細算，每一分都要問效問責。”
江辰鄭重道：“國華部長提的這四點，我們完全贊同，必須作爲方案的核心原則。”
這時，劉國棟開口了。
“從金融穩定的角度看，我們最關心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防止在化債過程中觸發區域性金融風險；二是如何確保金融機構的參與是市場化、法治化的，避免扭曲風險定價。”
他看向江辰。
“方案中提到‘引導金融機構適度展期、降息’。這個‘引導’如何理解？是窗口指導，還是行政命令？如果是前者，央行可以在宏觀審慎框架下，通過MPA考覈等工具，對積極參與市場化債務重組、且效果良好的金融機構給予正向激勵。但如果是後者，恐怕會適得其反，加劇金融扭曲。”
問題同樣尖銳。
江辰坦誠回應：“國棟行長問到了關鍵。我們說的‘引導’，絕不是行政命令式的‘拉郎配’，而是創造環境和條件，讓金融機構基於商業原則自主決策。”
他詳細解釋。
“首先，地方政府和平臺公司必須拿出‘靚女先嫁’的誠意，拿出有經營前景的資產、有市場價值的項目、有可行性的重組方案，讓金融機構看到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前景。”
“其次，央行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對積極參與併成功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債務重組的金融機構，在宏觀審慎評估（MPA）中給予適當加分。比如，在流動性工具的使用上，對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化解存量風險成效顯着的金融機構，給予更便利的條件。”
“再者，可以推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爲債務重組中的資產處置、股權變更、信用修復等提供更清晰的法律保障，降低金融機構參與的不確定性。”
“核心是，”江辰總結道，“讓金融機構感到，參與化債不是在‘背政治任務’，而是在‘做有前景的商業決策’；不是在‘接包袱’，而是在‘抓機遇’。”
劉國棟若有所思地點頭。
“這個思路是對的。如果地方能拿出有誠意的方案，央行可以在不違背市場化原則的前提下，通過政策工具營造適宜的金融環境。但底線必須守住：金融機構的決策必須是自主的，風險必須是可評估、可承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