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朝廷無爲，不等於諸侯無爲。
“七國之亂”徹底宣佈了“無爲而治”的終結。
到了武帝時期，“無爲而治”內不能助朝廷穩固大一統格局，外不能應對匈奴之虎視眈眈、時時擾邊，舉國上下瞬間陷入“無治國之本”的混亂中。
董仲舒順勢而起，重構儒學，以孔孟儒學與陰陽五行相結合，提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君權神授，君王受命於天等一系列理論基礎，使孔孟儒學蛻變爲“帝王之學“。
如此，不僅穩固了大漢的一統格局，也讓君王的合法性得到了最根本的詮釋。
此學說，完全滿足了武帝的政治需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應時而生，“三綱五常”也成了治國的倫理規範。
只不過，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與孔孟的本意，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本意是強調社會關係中每個人的角色定位與各盡其責，爲“三綱”提供了基礎雛形。
孟子則進一步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倫”，完善了儒家的倫理框架。
而到了董仲舒這裏，則變成了“君爲臣綱、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從而建立了“陽尊陰卑”的“尊卑”理念，並由此形成了延續至今的儒家倫理規範。
可此時畢竟還是漢，儘管儒學已經深入人心，可如道學、法學、縱橫學、名學等諸子百家學說，並沒有完全被摒棄。
或者說，“以儒治國”雖是主流，可還是有人私下裏鑽研諸子百家的各種學說。
漢以後“以儒治國”之所以近乎到了牢不可破的程度，皆因“君權神授”給了統治者最高的合法性，纔在宋朝被徹底固化。
在場衆人都是飽學之士，自是知道“君臣有義”與“君爲臣綱”之間的本質區別。
可見，大漢的治國之本，並不是原本孔孟的儒家學說，而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
或者說，蔡成話裏話外，質疑的便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
這方面，別說蔡成質疑，僅在場的數千名流士子，也不乏有質疑之人。
現場靜寂無聲，儘管內心中有排斥，可也在反覆思考，思考着“儒學治國”到底有甚麼不妥之處。
當然，也有很多人用“命數”之說，來否認儒學有其不妥之處。
他們認爲，一個王朝的興衰，與治國之學無關，而是由王朝的命數來決定的。
命數已盡，用甚麼治國都無法挽回。
當然，此時蔡成剛剛開始質疑，而且用了史上“不同階段當用不同治國之策”之論據，卻沒有直接說“儒學治國已然不合時宜”。
關鍵是有漢以來，也有過“治國之本”的變更，也就是從黃老之道的“無爲而治”變成了“獨尊儒術”，而且還是“外儒內法”，使得持有“治國之本不可變”觀點之人，無法堅持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