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說到這裏，無論是場上辯主，還是場下旁聽之人，臉上都浮現出笑意。
爲何？就是因爲蔡成讚賞“儒學治國”。
場上辯主已經開始醞釀接下來的詰問了。
既然漢王爺贊同“儒學治國”，那爲何大漢新制中，卻少有儒學的影子？
很多人都認爲，這是射向蔡成的一支利箭，必讓蔡成避無可避，擋無可擋。
只是，他們太小瞧蔡成了。
蔡成再次喝了兩口茶，潤了潤嗓子，然後環視了一下論道現場，繼續開口說道：
“然，前漢之赤眉、綠林，後漢之黃巾之亂、羌胡與烏桓叛亂，甚至在董卓進京後，還出現了短暫的諸侯割據，說明了甚麼？”
蔡成此問，一下子把場上之人給打懵了。
對呀，既然儒學治國如此有效，而且剛剛王爺還說了“其功甚偉”，可爲甚麼還會出現赤眉、綠林、黃巾等流民叛亂呢？
這是證明“儒學”非治國良策嗎？
還是漢王爺另有說法？
別說場上的各位辯主了，哪怕就是場下的龐德公等當世名流，也懵了。
他們找不到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
近四百年的“儒學治國”之根基，似乎突然崩於一瞬。
此刻，不僅提問的邊讓呆若木雞，就連在場的其他辯主，乃至場上所有旁聽之人，都是心思百轉，情緒震盪。
所有人都在震驚、排斥、疑惑等情緒中來回搖擺。
他們震驚於蔡成太敢說了，竟說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語。
他們聽到蔡成對儒學的質疑，本能地排斥不說，甚至想站起來怒斥。
可蔡成並沒有說儒學不是“治國良策”，反倒說儒學“其功甚偉”，讓他們想怒斥都沒有着力點。
但蔡成提出的問題，卻不得不讓他們陷入對“儒學治國”的疑惑當中。
想想看，王爺一席話，便將史之變遷，以及“治國之策亦需隨時勢之變而變”講清楚了。
如若不隨之而變，必引發天下動盪、國將不國。
周時，推行“仁德治國”，乃對天下萬民教化之需；
平王東遷後，爲穩固四方，便只能施以“王道”；
然諸侯國慾壑難填，相互亂鬥，“霸道”便應運而生，從而產生了“春秋五霸”；
進入戰國，雖周王室尚在，可諸侯國之間不斷相互吞併，戰國七雄顯露崢嶸，皆爲霸主。
天下不再是一個霸主，而是多霸主並立，霸道已然行不通。
於是，以魏國李悝變法爲開端，戰國七雄一邊相互爭鬥，一邊進行內部變法。
各國變法中的曲折自不必說，只從結果上來看，唯有秦國變法最爲徹底，並使秦國一舉成爲七雄之首。
可以說，秦能“滅六國、一四海”，皆源於其徹底採用“法家治國”。
然，嚴刑峻法，用於戰時凝聚國力很有效，可用於秦立之後的和平時期，明顯有所偏頗，也導致了秦二世而亡。
漢初時，高祖欲將法家力主的郡縣制與周時的分封制並存、採取了黃老之道“輕徭薄賦、無爲而治”的治國之策。
可分封明顯有着天生的弊端，導致高祖剛坐天下，就得忙着平定異姓王之亂。
而“無爲而治”也明顯沒有可延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