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出新……”
“王門正統在錢緒山，其恢宏師說，論學宗旨主陽明晚年所陳，事上磨練。”
“以‘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本，事物乃其實在。’立論，力陳在事上‘行著習察’，以達在認識上泯滅‘氣拘物蔽’。”
“王門別宗李卓吾，獨闢蹊徑，開普世之說。”
“以‘抽象天理於人，人以實踐明道’立論，主張人在理上格知，貼合世情。”
“朱王兼修在薛方山，取‘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皆具於心’，‘格物窮理，先知而後行’二句，融會貫通。”
“整合朱、王，主‘務從實踐’，身體力行，而後求諸本心。”
“子曰，心即本體，子曰，格物致知。”
“如此，錢緒山、李卓吾、薛方山，豈非殊途同歸於朱子？”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格與致、物與知，並非某一事物或學說，而是一種極致意義上的整體存在，稱之爲理。”
“這是朱子理一分殊的精髓所在。”
“與二程不同，朱子着重發現在理的形式之下物我一體之狀態，也即是使人在理之下，達到物我之間一一對應的關係。”
“架構其本體與外在之區分，以此實現對本我的認識，對自我的超脫。”
“這便是我方纔說的陽明矯枉過正！”
“如今看來，若欲推陳出新，當歸于格物致知一道！”
復古作爲大儒必備的技能，其源流，往往又是因爲世情如此——過得不好的時候，總會將以前某某時候作爲論據，其根本，還是想將其作爲改制的依據。
禮樂崩壞，就講三皇之制。
詩壇不興，則念巍巍盛唐。
經學陷入遲滯，同樣免不得在故紙堆裏翻找一二。
心學如今放蕩不羈，以我爲尊，理學的好處，自然使人憧憬。
錢德洪晚年轉向，與王龍溪決裂，口稱“吾黨於學，未免落空，細處堪磨，始知自懼”。
薛應旂更乾脆在師事歐陽德，受王守仁之學後，更換門庭，師從呂柟轉修理學。
李贄如今的普世論，單以實踐二字，同樣出於“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論述中。
哪怕推陳出新，也應該將心學的理論成果，用以填補理學，而非在王陽明的學說中，繼續往下推演。
同樣，這番話中，既有朱子的陳，同時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這裏的物和知本身是兩個異質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過對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與二程的區別，完成了對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進行重建和統一。
當然。
並沒有這麼容易過關，否則也不會需要辯經了。
話音剛落，李贄便直接開口反駁：“袁公這話不對。”
“方纔長惟居士一句話說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貫通，並未說明事項的關聯，而是隱指一異質的跳躍，爲世間的萬事萬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學的根據。”
“朱子的本體，只是收縮提煉，將之割截地視爲‘只是理’，即‘只存有而無生命’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