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到了本朝，這個說法都很是常見。
當初給兩宮上徽號的時候，禮部行文都還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聖母徽號在邇。”
對於正統王朝而言，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聖金衣。
也只有司馬家看到這幾個字，纔會節目效果十足。
否則，他朱翊鈞，爲何整天被稱爲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爲這個問題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來源，所以，向來是不允許討論的。
其中最爲敏感的地方，就在於，儒家體系中，皇帝是甚麼時候佔據了“孝”頂點的生態位？
那就是自大一統之後！這是一次正統儒學的嬗變！
大一統之前的儒家，還很純粹。
孟子曾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子亦曾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對我好，我纔會對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別怪我誅獨夫了——這就是朱翊鈞此前考成學業，請人觀禮的內容。
但自漢以後，這種後天形成的雙向義務，逐漸演變成了天然的單向義務。
也就是所謂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這種臣子對君主絕對忠誠的概念，儒家是沒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辯經。
儒家沒有，法家有啊。
六經注我，經學必備——於是董仲舒便將法家的這一套，縫合進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稱之爲移孝作忠。
經學概念裏，稱其爲外儒內法。
治國框架中，則稱其爲家國同構。
孝子必出忠臣嘛。
稱號是對權力的追認，同時又進一步加強其正當性，君父一詞，尤是如此。
縫合的儒學，主要是爲了解釋皇帝統率天下的合法性來源，不是真的來搞哲學思辨的。
理所當然地，這事也就失去了討論的餘地。
要是深究這個問題，是不是在質疑皇權？
朝官至多用用短語，從不會討論這方面的經義。
所以皇帝問出這個問題之後，何洛文仰頭看着房梁，陶大臨縮在申時行身後，馬自強左顧右盼。
而直面這個問題的張居正，更是面色陰晴不定。
首輔張先生，現在很想說一句，孩子，爲了你好，別問了別問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張居正萬分謹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語。
過了好半晌，他才緩緩開口：“陛下，國朝陰騭下民，覆幬無極，乃以家始，體而推之，是有萬民親親。”
“陛下爲國朝君父，內節皇親，外施百姓，垂衣御宇，仁覃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