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來的是王桂芳。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新鈔，放在案板上，用手指壓平。她昨天拿到新鈔之後，把家裏要買的東西一樣一樣標價，算了半個晚上，得出一個結論：她男人一個月的退伍補貼能買到的東西，比舊幣時代多了三分之一。“一塊。”
老孫接過那張新鈔時愣了一下。不是錢新——是她的語氣和昨天不一樣了。昨天是軟的，怯的。今天是平的，穩的。他把豆腐切下來，裝好遞過去。
“老孫，這新錢能用。我剛纔走了一圈，白菜、雞蛋、煤，用新幣算都比昨天便宜。這錢不是騙人的。”
老孫沒有說話。他看着王桂芳走遠的背影，腳步比昨天快了。
中午時分，菜市場裏的攤位都擺着兩個價籤——新幣價和舊幣摺合價。賣雞蛋的女人用粉筆在黑板上圈起一個“昨天價”，賣煤的老頭用歪歪扭扭的字自己寫價籤。他說，自己寫的東西，自己認。
傍晚，安東尼多斯站在聖輝城商業銀行東城支行的櫃檯後面，沒穿西裝，穿了一件舊夾克。他是臨時決定來蹲點的——看報表不如看櫃檯，櫃檯能看見人的眼睛。
下午四點，他看到了上午那個老工人。他又來了。他從懷裏掏出兩沓錢——一沓新鈔，一沓舊鈔。把舊鈔推進窗口換了新鈔，然後把兩沓新鈔並排放在櫃檯上低頭看了很久，抬起頭，看着窗口裏的安東尼多斯。
“你認識我。我是上午第一個換錢的。上午換了八百三十萬。下午去菜市場走了一圈，用新幣買的豆腐、白菜、雞蛋，比昨天便宜。這錢能用。”他把兩沓新鈔疊在一起，放進懷裏，轉身走了。
安東尼多斯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門外，忽然想起父親燒錢的那個畫面。那一盆火，燒的是舊共和時代的全部信任。父親用了半輩子經營的錢莊，最後只剩一盆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一個在流水線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工人把新鈔揣在懷裏，說“這錢能用”。
他低下頭，看着自己的手。那隻手簽過七次改革方案。第一次簽在黑金戰爭的硝煙裏——用敵人的武器當發行準備。第二次簽在統一北方的鐵軌上——用北境礦山當統一錨。第三次簽在南方新建的紡織廠裏——用輕工業當落地槓桿。第四次簽在封鎖最緊的那年冬天——用物資本位對抗國際封鎖。第五次簽在外匯儲備見底的那個深夜——用家族黃金換礦山設備。第六次簽在空襲廢墟還在冒煙的春天——用重建公債換廢墟重生。第七次簽在繁榮期到來時——用礦產稅收換區域均衡。
七次都成了。七次都在絕境中找到了那把鑰匙。他曾經以爲財政部長的工作就是在絕境中找鑰匙——門鎖死了，敵人圍在外面，你必須在窒息之前找到那把唯一的鑰匙，打開唯一的門。但這一次沒有敵人圍在外面。門是開着的。門外是平路，路很長，看不到坡。這時候他才明白，真正的難題不是開鎖，是走路。
而走路靠的不是一個部長的算術，靠的是那個老工人把新鈔從窗口接過去的那隻手——和他明天走進菜市場時，腳步會不會比今天更快。
他翻到第八份草案最後一頁，在簽名欄旁邊寫了一行字。不是寫給雷諾伊爾看的“新幣之信不在金在物”——那是結論。他寫給自己的，只有四個字。
“高質量發展。”
他簽了名。筆跡很用力，幾乎劃破了紙。窗外，聖輝城的天已經暗下來了。遠處，那束從明日方舟基地升起來的光柱還在，很弱，很淡，但不會滅。明天，菜市場的豆腐攤前還站着人。那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