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長孫無憂舉手。她問信息採集點建在哪裏，那些住在大山深處、冰原邊緣、紅樹林沼澤裏的人，走不到縣政府。雷諾伊爾說，建在他們能走到的地方——和郵政局合作，和供銷社合作，讓郵遞員帶着登記表去，讓漁業管理站的人帶着登記表去。孫無憂在筆記本上記下了，筆尖在紙上頓了一下，留下一個墨點。
然後是商會代表潘裕民。
他站起來的時候，會議室裏的氣氛變了。不是變緊張，是變沉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會說甚麼。他是聖輝城商會的副會長，代表着那些在戰爭廢墟上重建生意的企業主。他的西裝筆挺，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但他的眼睛裏全是血絲——昨晚他爲了準備今天的問題，一夜沒睡。
“主理任席。”他的聲音圓潤，但圓潤底下有甚麼東西硌着。“勞動密集型產業利潤薄，競爭激烈。這個您知道。我們商會的企業，平均利潤率不到百分之八。進園區要交租金，要給工人交社保，要遵守勞動法規定的工時和加班費。這些成本加起來，至少喫掉利潤的三到四個點。但如果在路邊搭個棚子僱黑工——不用交租金，不用交社保，工人一天干十二個小時只給八小時的錢——利潤能翻一倍。”他停了。他看着雷諾伊爾的眼睛。“我不是替黑心工廠說話。我是告訴您，市場就是這樣。守法經營的成本比違法經營高。您要建三十個園區，提供一千五百萬個崗位。但企業不是來做慈善的。如果園區的成本壓不下來，他們會選擇不進園區。不是跟我作對，是跟市場作對。您怎麼讓他們進？”
潘裕民說完了，站在那裏。他沒有拿筆記本。這些話是記在心裏的。
雷諾伊爾看着他，看了很久。會議室裏安靜得能聽見頭頂日光燈管的嗡嗡聲。德爾文坐在第一排，手指在桌上輕輕敲了一下。
“潘裕民，你剛纔說的利潤翻一倍——那是哪一年的算法？”
潘裕民愣了一下。“甚麼？”
“路邊搭棚子僱黑工，利潤翻一倍。那是哪一年的算法？是戰前的算法。戰前工商監察松，勞動法執行不力，棚子搭在路邊沒人查。但戰爭打完以後呢？我上任以後呢？”他把手按在桌上。“勞動監察部門從下個月起對全國企業進行拉網式排查。沒有工商登記的，一律取締。不籤勞動合同的，按工人人數每人每天罰款。不爲工人交社保的，加倍罰款，納入企業信用黑名單。黑名單上的企業，不得享受任何政府補貼、稅收減免、政府採購訂單。我就這麼跟你說——在路邊搭棚子的成本，我要讓它比進園區貴得多。貴到違法經營的人睡不着覺。”
潘裕民沒有馬上回答。他站在那裏的時間很長，可能只有十幾秒鐘，但在那個安靜的會議室裏顯得很久。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剛纔輕了一些。
“主理任席，我不是不相信您。我是怕——怕執行不到位。法律寫得再好，如果基層的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棚子還是能搭起來。我在這個圈子裏二十多年了，見過太多政策雷聲大雨點小。企業的信心不是靠一場會建立的。是靠一次一次執行建立起來的。如果半年以後，路邊搭棚子的還是比進園區劃算，您今天說的話，就會變成商會檔案裏又一份‘已閱’文件。”
“你說得對。”雷諾伊爾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沒有反駁，沒有加大語氣，而是把聲音放輕了。“信心不是一場會建立的。是靠一次一次執行建立的。所以我就跟你把話說在前頭——勞動監察的第一批排查報告，三個月後送到我桌上。如果哪個縣查了等於沒查，哪個省報了等於沒報，我就把那個縣的勞動局長撤了。撤了還不改，就把那個省的勞動廳長撤了。這不是雷聲。是釘子。一顆釘子釘下去，拔不出來。”
潘裕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後他低頭在筆記本上記下了。筆尖很用力，把紙戳了一個小洞。他坐下了。
接下來是工會代表馬國良。
他站起來的時候，沒有拿任何東西。那張寫着三千個工人聯名簽字的紙，他放在口袋裏。他的工裝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手上還有洗不掉的油漬。他的聲音沙啞，像砂紙擦過鐵皮。
“主理任席，紡織廠裏有很多傷殘退伍軍人。有的少條胳膊，有的缺條腿，有的眼睛在戰場上被彈片崩壞了。廠長說他們幹活慢，想辭退他們。工會攔着不讓辭。但他們自己也難受——他們覺得自己是拖累。他們跟我說，馬國良，我們不怕苦。我們怕的是沒用。”他停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着，一下，一下。“新的政策，能不能讓他們重新有用起來？”
雷諾伊爾翻到文件附錄。那頁寫得最久，改得最多，紙張邊角被他用手指捏得起了毛。“這裏有一張清單，是我昨晚擬的。針對傷殘人士的適配崗位推薦目錄。少一條胳膊的，可以幹質檢員、倉庫管理員、安保監控員。缺一條腿的，可以幹精密儀表裝配——坐着幹，不需要走動。失明的，可以乾電話客服——他們的聽覺比正常人更靈敏。失聰的，可以幹數據錄入、檔案管理。每一種傷殘，都能找到適配的崗位。”他抬起頭，看着馬國良。“不是廢鐵。是人。是人，就有用。”
馬國良沒有說謝謝。他把那張紙從口袋裏掏出來，放在桌上，用手指輕輕撫平。那張紙上的三千個名字——有的端正，有的歪扭，有的用按了手印代替簽名——被他的手指一個挨一個地撫過去。他的喉嚨動了一下，但他沒有哭。
教育部長謝爾比舉手，說了應屆畢業生的死循環——企業要“兩年以上工作經驗”，應屆生哪來的兩年經驗。雷諾伊爾說了見習制度的方案，說了雙元制教育改革。謝爾比記下了。司法部長也記下了，關於刑滿釋放人員的稅收抵扣和創業免稅。他的手在抖。他曾在監獄裏見過那些即將刑滿釋放的人坐在牀板上，眼睛盯着牆上的鐵窗，問他出去以後打算幹甚麼。他們說，不知道。不知道，就可能再次犯事。
最後一個問題問完了。雷諾伊爾把文件合上。他的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
“四項方案，全部宣讀完畢。現在表決。”
四百二十隻手同時舉起來。沒有一個人落下。
法槌落下。篤的一聲。
“全票通過。”
三
散會了。腳步聲、椅子腿刮地板的聲音、紙頁翻動的聲音混在一起，持續了十幾分鍾。雷諾伊爾坐在位子上沒有動。有人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他一眼，有人低聲和同伴說着甚麼走出了門。馬國良是最後一個走的。他走到門口停了一下，從口袋裏掏出那張皺巴巴的聯名信，看了看，又放回去。他沒有回頭。
會議室空了。日光燈管的嗡嗡聲更響了。雷諾伊爾一個人坐着，把手從法槌上收回來。那摞文件還在桌上，他伸出手把文件整理整齊，四角對齊。然後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聖輝城的天，灰濛濛的。遠處那束光柱還立着。
身後有腳步聲，很輕。他沒有回頭。
“主理任席。”是孫無憂的聲音。她走近了幾步，站住了。“今天您說的那些——傷殘軍人的適配崗位清單——我父親就是那樣的人。他在歐克利坦丟了條腿，在家躺了三年。每天早晨睜開眼第一句話就是，‘我今天有甚麼用。’我回去告訴他，有人專門列了張清單，上面寫着缺一條腿的人可以幹甚麼。他會哭的。”
“哭完了呢？”
孫無憂愣了一下。
“哭完了，讓他去培訓中心。”雷諾伊爾轉過身看着她。孫無憂的眼睛是紅的，但沒有眼淚。她自己也是做了十幾年民政的人，眼淚早就流乾了。“不是去當學員——是去當教員。他在戰場上丟了一條腿，但他還有兩隻手。這兩隻手可以教年輕人怎麼裝配精密儀表。他會比那些兩條腿的人教得更好。因爲他知道甚麼叫‘失手’。失手不是扣分，是報廢。他教出來的學員，會比任何教員教出來的都細心。”
孫無憂看着他，嘴脣動了一下，又合上了。她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她走到門口的時候停了一步，像是想說甚麼，但沒有回頭。
雷諾伊爾一個人站在窗前。天色漸漸暗下來，暮色像墨水滴進清水裏，一點一點洇開。遠處那束光柱越來越亮了——白天看不見，天越黑它越亮。它不會滅。
走廊裏有人在說話。他側耳聽了一下。是馬國良的聲音，他在樓梯口跟另一個工會代表說話，聲音很低，聽不清具體內容。然後腳步聲一前一後下了樓梯。又過了一會兒，窗外樓下傳來一聲很短的笑——不知道是誰的。然後腳步聲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