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沃克。二十二歲，陸戰隊第四連步槍手。
檔案上被寫過“懦弱”，然後劃掉了，改成“未測試”。劃掉那兩個字的人是德爾文。他用一條極直的橫線從字頭劃到字尾，被劃掉的兩個字仍然清晰可見——“懦弱”的筆畫透過橫線若隱若現，像一個被擦掉但側光下仍能看到痕跡的舊傷疤。我知道這兩個詞的區別。“懦弱”是判斷，意味着機會沒有了。“未測試”是等待——是有人在紙上留出一片空白，等你用行動去寫滿。他等到了。
我父親是個退伍老兵，在戰爭中丟了一條腿。他把假腿敲得咚咚響，站在徵兵站門口對我說，沃克家不出慫包。就這一句。說完他就走進屋裏，假腿在門檻上絆了一下，他沒有低頭看。他從來不怎麼說話——不是沉默寡言，是把該說的話都說完了。他這輩子跟我說過的最長的一段話，就是我入伍前一天的這六個字。
入伍測試每一項都只是剛過及格線。心理評估那一欄寫着：應激反應偏強，不建議擔任突擊任務。我的連長從來沒有把我派到前線去過。他讓我管彈藥庫。我把上千箱彈藥全部登記造冊，每一箱的批次號、數量、入庫日期、存放位置，能閉着眼睛說出來。連長隨機抽了三個批次號，我在幾秒內把對應彈藥箱的所有信息全部報了出來，沒有查賬本。他沉默了很久，說，你去倉庫吧。那個語氣不像是表揚，也不像是失望——更像是把一個齒輪放回它應該在的位置。
出發那天我站在帳篷角落裏，低着頭看自己的靴尖。靴尖旁邊有一隻螞蟻在沙袋上爬。它爬過了沙袋的褶皺，爬過了摺疊桌的桌腿，爬過了期特凡落在地上的菸灰。它從菸灰旁邊繞過去了，繞了一小圈，然後繼續爬。我想，螞蟻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它只是爬。如果能爬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就好了。
在廢墟里我是最後一個。我的步槍保險開着，手指搭在扳機護圈外側。槍是德爾文在出發前親自換給我的——他把自己配槍的備用槍管換上去，校準了很久，不是讓軍械士校準，是他自己動手。他一個海軍司令，抽時間給一個二十二歲的步槍手校準槍管。
我一直在盯着隊伍後方，每走十幾步就回頭看一眼。不是怕後面有東西跟上來，是怕自己跟丟。我的呼吸很急，胸口起伏得快，像一隻被裝在籠子裏的兔子。但我的槍口很穩——不是因爲不怕，是因爲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槍口上。我怕的東西太多了，分不出多餘的注意力去怕被喪屍追上。這就是德爾文在“未測試”裏等的東西。不是等我不怕——是等我證明，怕也可以是一種戰鬥力。
期特凡把硬幣塞給我的時候，我沒有接。他把那枚淡金色的特恩幣從內袋裏掏出來遞到我面前，手掌在微微發抖。我知道他想把硬幣留給我——他怕自己回不去。但我知道自己可能也回不去了。我接不接？接了，就給了他一個承諾。但我能不能活到兌現承諾的那一刻？不一定。如果承諾了卻做不到，比不承諾更殘忍。
我把硬幣推回去，按在他胸口那個原來揣着它的位置。布料上已經被硬幣磨出了一塊極小的圓形凹痕——他每次緊張都會用手指去按那個位置，按久了，纖維被壓縮成了一個圓。我把硬幣按在那個凹痕上，邊緣正好卡進去，嚴絲合縫。
他罵了一句“慫包”，然後笑了。那個笑不是強裝的——是平時在菜市場上跟熟客打招呼的笑。眼角有很深的魚尾紋，嘴角往上一扯，露出一點牙。我見過他在軍營裏擺小攤的樣子。他賣過煙，賣過酒，被憲兵抓了好幾次，出來繼續賣。他貪財，但他貪的每一分錢都寄回了老家。他妹妹叫期曉梅，東川省紡織廠職工，丈夫陣亡，獨力撫養兩個孩子。他那個貪財的運輸兵，比所有人都更像一個人。
跑回封鎖牆的最後一段路，我背後是暗綠色的光霧和越來越近的喪屍腳步聲。腳步聲很近，近到我能分辨出不同喪屍腳掌落地的區別。重甲重錘的步子沉，每一步都像大錘砸地面。鐮刀喪屍腳底的晶體化組織踩在碎石上發出細碎的沙沙聲。喪狗跑得最快，腳掌的晶體化硬殼跑起來像指甲刮過玻璃。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像一支由死物組成的交響樂隊。
期特凡在我前面停下了。他站住腳，把手槍從腰間拔出來，把最後一枚彈匣推進槍膛。彈匣卡榫咬合的聲音極清脆。他沒有回頭。他說，走，樣本不能斷。他的聲音很穩。不是刻意壓制恐懼的穩——是做出決定之後身體和聲音自動進入的那種穩。
我揹着揹包跑過最後一段碎石路。靴底在碎石上打滑，好幾次差點摔倒，但每次都在摔倒前用手撐住了地面。揹包裏的玻璃管在輕輕碰撞，發出極細微的叮噹聲。那些淡金色的液體是前兩支回收小隊用命換來的，是伯雷茨用爆炸換來的，是內馬科用血換來的。它們不能碎。
我跑到鐵門前。鐵門厚得能擋住炮彈，表面被彈片劃過無數次。中間有一個極窄的傳遞口，剛好夠一個揹包側着塞進去。我把揹包卸下來推進傳遞口。揹包卡在邊緣——太窄了。我推了一下沒推動，又推了一下，揹包擠過窄口，布料和鐵皮摩擦發出尖銳的聲音，然後掉在封鎖牆內側的地面上，落地的聲音很悶。我聽到揹包裏玻璃管輕輕碰撞的叮噹聲。那聲音穿透了鐵門，穿透了炮火聲，穿透了我耳朵裏因爲劇烈奔跑而產生的血液轟鳴。
然後我站直。把作戰背心的肩帶拽緊扣好——右肩那條帶子跑鬆了，和出發前一樣。我用右拳砸在左胸上，防彈插板發出悶響。那一拳比父親當年把我推進徵兵站時更有力——不是因爲力氣變大了，是因爲這一次不是我父親推我，是我自己推自己。
我說，獵犬小隊，任務完成。
我說完轉過身，拔出手槍，把槍口抵在自己下頜正中。槍口很涼，涼意從下頜骨往上漫，漫過顴骨，漫過眼角，漫過頭頂。那把槍是我入伍時配發的，我從來沒在實戰中開過一槍。它陪我走過了所有的恐懼和猶豫，現在它要做它唯一需要爲我做的事。
然後我看到德爾文站在射擊窗後面。防彈玻璃上滿是彈痕，像蜘蛛網一樣密。他的臉在玻璃後面很模糊，但我能認出他——他的手按在玻璃上，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枚淡金色的硬幣。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中間隔着鐵門，隔着防彈玻璃，隔着暗綠色的光霧和艦炮的轟鳴。
我想起他寫“未測試”時劃掉“懦弱”的那支鋼筆。他寫了三個字給我：未測試。意思是：我不知道答案。但你可以告訴我。
我想起他在帳篷裏幫我拽緊肩帶的動作。他把我拉到面前，雙手抓住肩帶用力往上提，提完之後在我肩膀上叩了一下，說“插板壓緊”。那個動作和父親把我推進徵兵站時的動作很像，但比父親重。比父親重是因爲父親推我的時候我知道他還會在家門口等我。但德爾文叩我的時候，他和我都知道，也許沒有下次了。
我想起克羅爾——那個被骨刃劈中胸口後用手在德爾文掌心裏劃了一道豎線的副官。他把防線交出去了。那道線我沒有親眼見到，但我見過德爾文掌心的疤。每一次他把硬幣放在掌心裏，硬幣都會正好壓在那條疤的正中間。
我扣下扳機前說了一句話。不是喊出來的——下頜被槍口抵着，舌頭被擠壓着，說出來的話是含糊的。但它很清楚。
爸，我沒慫。
然後我開槍了。子彈從下頜射入，貫穿顱腔。我的屍體向前倒下去，額頭撞在鐵門上。血順着鐵門往下淌，流過傳遞口，流過那些密密麻麻的劃痕，流到地面上，滲進碎石縫隙裏。
我死了。但我完成了測試。
德爾文在戰後把鐵門上的血擦掉了一部分。不是全部擦掉——他留下了一塊，拳頭大小，在傳遞口旁邊。他沒有跟任何人解釋爲甚麼。但每一個經過鐵門的士兵都繞着那塊血跡走。因爲它不是一塊血漬。它是一張答卷。卷子上只有一道題，題目是那三個字：“未測試”。答案是那個二十二歲的步槍手用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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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期特凡。三十一歲，陸戰隊後勤部運輸兵。
檔案上沒有任何特殊備註。只有一行很普通的崗位描述：後勤運輸，擅長重型車輛駕駛，無違紀記錄。那三次禁閉不算——每次被憲兵抓去關了幾天，出來繼續擺攤，從來沒耽誤過出車。連長說我這一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軍用卡車開得又快又穩，同時把違禁品藏得誰也找不到。我說，還有一樣。他說甚麼。我說，彈硬幣。
硬幣不是用來花的。是用來攢的。我妹叫期曉梅，東川省紡織廠職工。她丈夫死在戰場上，留下兩個孩子，大的是兒子，小的是女兒，還不太會說話。紡織廠工資很低，交完房租和水電之後只剩買米的錢。她在廠區後面的空地上種了一小片菜地，種小白菜和蔥。每次回家，她都會給我裝一塑料袋的蔥，根上還帶着土，用舊報紙包好塞進我揹包裏。
我有三枚硬幣。第一枚是第一版特恩幣發行那天排了很久的隊換到的。第二枚是在軍營裏賣煙攢了很久賺的。第三枚是給一個軍官洗了很久的車賺的——他每次洗完車都在駕駛座上放一枚硬幣，一句話不說。他知道我在攢錢，不知道是給誰攢的。從來不多問。
我把硬幣攢夠了就寄回去。匯款單附言欄裏就寫兩個字：家用。不寫“買藥”，不寫“別省”，不寫“哥在”。就寫“家用”。因爲她看到“家用”就知道是我寄的。有一次我寄的錢比平時多了不少，她在回信裏甚麼都沒問，就寫了一句話：哥，錢收到了，蔥長得好。我坐在停車場的水泥墩子上哭了很久。蔥長得好——這四個字比所有長篇大論的感謝都重。它在說：我很好。日子還在過。蔥還在長。
出發前我把那枚淡金色的特恩幣掏出來，在指甲上彈了一下。硬幣在空中翻了幾個圈，落下，正面朝上。那枚硬幣上的側臉頭像安靜地對着我。我把硬幣放在伯雷茨的檔案旁邊。我說，替我保管。要是沒回來，寄給我妹。地址在檔案裏。伯雷茨沒有說話。他是這種人——你讓他保管硬幣，他不會說“我會的”。他會把硬幣收好，放在你找不到的地方，然後在你死後寄給你妹。
在廢墟里，伯雷茨把引爆器塞進我手裏。他的手指是涼的。他把霰彈槍端起來，一個人擋住了整條側翼。他轉身的姿勢沒有告別——只是在做他該做的事。我是運輸兵，他讓我走，我就走。這不是命令，是信任。信任比命令更重。
內馬科從我背上把揹包拽下來，自己背上去。他拽的動作很用力，像是怕我不給他。我愣了一下——這個腿軟了一輩子的通訊兵，每次抽血都會暈倒的年輕人，他搶了我的揹包。他轉身往伯雷茨的方向跑回去，腳步不穩，碎石讓他東倒西歪，但他沒有減速。他腿軟了二十六年，最後死的時候腿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