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曆17年3月15日聖輝城政務院檔案總庫地下九層。葉雲鴻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木板凳上，面前是一張用彈藥箱拼成的桌子。桌上攤着一沓發黃的稿紙，紙的邊緣捲曲，摺痕處裂了口子，用透明膠帶從背面粘住。稿紙上的字跡是手寫的，藍黑墨水，已經褪成淡青色，有些筆畫洇開了，像水裏的墨。他俯下身，湊近了看。
第一行寫着：“論天下——張天卿。”
他看完了。不是看了一遍，是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字，字跡很穩，一筆一劃，像刻出來的。這個人寫字的時候手不抖，心不慌，知道自己在寫甚麼。第二遍看意思，天下不是誰的天下，是人的天下。人不是誰的附屬品，人就是目的。第三遍看他自己，他想起張天卿的臉，那張臉很瘦，顴骨很高，眼窩很深，坐在輪椅上，膝蓋上蓋着毯子。他沒見過他，他見過照片。照片是黑白的，邊角捲了，摺痕處裂了一道口子。他盯着那張臉看了很久，想從他臉上找到答案——你爲甚麼要寫這些？你寫了這些，有人看嗎？有人信嗎？有人做嗎？他找不到答案。他只看到那雙眼睛，那雙冰藍色的、很亮的、像兩塊被燒透了的炭的眼睛。那兩團炭現在是滅的。人死了，炭就滅了。但字還在，紙還在，那些從筆尖流淌出來的、被墨水固定在紙上的、不會腐爛不會消失不會背叛的東西，還在。他伸出手，摸了一下那行字——“天下不是誰的天下，是人的天下。”紙是涼的，凸起的，墨水乾透了，摸上去像很淺的盲文。
他又拿起另一份稿紙。第一行寫着：“論往事——雷諾伊爾。”字跡不一樣，張天卿的字是刻出來的，雷諾伊爾的字是砸出來的。每一筆都用了力，紙背能摸到凹痕，像被鈍器砸過的鐵皮。他看完了，看了兩遍。第一遍看內容，往事不是用來懷念的，是用來燒的。燒成灰，撒在地裏，長出新東西。第二遍看人，他想起雷諾伊爾，他也沒見過他，照片是彩色的，穿着元帥禮服，肩章上是金色的星辰和橄欖枝，他的頭髮白了，眼睛是冰藍色的，和張天卿一樣。他看着那雙眼睛，想從裏面找到答案——你後悔嗎？打了那麼多仗，死了那麼多人，流了那麼多血，你後悔嗎？他找不到答案，那雙眼睛看着他，不閃不躲，不回答。他收回手，把稿紙摞在一起，碼齊，用鐵夾子夾住。
身後傳來腳步聲，很輕，很慢，像怕踩碎甚麼。祕書站在三步之外，手裏捧着一個保溫杯。杯壁蒙着一層薄霧，裏面的水還燙着。
“主理任席，該吃藥了。”
葉雲鴻沒有回頭，伸出手，接過保溫杯，擰開蓋子，把藥片從口袋裏摸出來，放在舌頭底下，喝水，嚥下去，把蓋子擰上，遞回去。祕書接過，沒有走。
“還有事？”
“歐洲傳來消息，經濟危機爆發了。股市崩盤，銀行擠兌，工廠關門，失業率飆升到百分之二十三。合衆國已經宣佈降息，歐羅巴聯盟正在召開緊急峯會，目前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情報局分析，這次危機可能持續三到五年，不排除引發更大規模動盪的可能。”
葉雲鴻轉過身，看着她的臉。她很年輕，二十出頭，剛從大學畢業，分到政務院當祕書，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她的眼睛很亮，像兩顆剛洗過的石子，他看着那雙眼睛，那雙眼睛也在看着他。
“你覺得會打仗嗎？”
她愣了一下，然後搖頭。“不知道。”
“你覺得呢？”他又問了一遍。
她想了很久。“會。不是因爲經濟危機，是因爲人。人窮了，就會想搶。搶別人的，比掙自己的容易。”她停了。“這是您說的。”
他說過嗎？他不記得了。也許說過，也許沒有，說沒說都一樣，道理在那裏，不會因爲他說了就更真，也不會因爲他沒說就更假。他站起來，腿麻了，晃了一下，扶住桌沿，等那陣麻過去。他走出檔案室，走廊很長，燈是白的，地磚是灰的，腳步聲在牆壁間來回撞，像很多人在同時走路。
他走進電梯，按了一樓，門關上，數字從九跳到一，門開了。一樓大廳很空，只有值班的衛兵，衛兵看見他，立正敬禮。他沒有回禮。他走出大門，陽光很刺眼，他眯起眼睛，站在臺階上，看着廣場上那尊銅像。銅像很高，伸着手，手指張開，像在指路，又像在等甚麼人把手放進他的掌心裏。他看着那隻手，那隻手也在看着他。
葉雲鴻站在那裏，風吹過來，把外套吹得鼓起來，他沒有動。他想起張天卿的文章，天下不是誰的天下，是人的天下。他想起雷諾伊爾的文章，往事是用來燒的，燒成灰，撒在地裏，長出新東西。他想起歐洲的經濟危機，股市崩盤，銀行擠兌，工廠關門，人窮了，就會想搶。搶別人的，比掙自己的容易。他不知道下一次戰爭甚麼時候來，也許很快，也許很慢，但他知道，一定會來。來了，就要準備。準備了，才能打贏。打贏了，才能活着。活着，才能收糧，才能修史，才能把那些從筆尖流淌出來的、被墨水固定在紙上的、不會腐爛不會消失不會背叛的東西，傳下去。
他走下臺階，走向政務院。
糧倉不在聖輝城，在鐵脊山脈東麓的深山裏。從聖輝城出發，開車要七個小時，前三個小時是柏油路，後四個小時是土路，最後一段連土路都沒有，只有兩條被車輪壓出來的土轍，在枯黃的草地裏蜿蜒向前。葉雲鴻坐在後座，靠着窗，看着窗外那些一閃而過的樹，樹是松樹，綠得發黑，針葉上掛着灰。
車停了，他下車，站在山腳下。山不高，但很陡，坡上長滿了灌木，看不見路。嚮導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姓孫，以前是工程兵，在山上幹了三年，每一寸土地都摸過，每一塊石頭都搬過。
“主理任席，路不好走，您小心。”
葉雲鴻沒有說話，跟着他往上爬。坡很陡，碎石在腳下滾動，他滑了一下，抓住旁邊的灌木，站穩了，繼續爬。他爬了四十分鐘，到了洞口，洞不大，兩米高，三米寬，鐵門是灰色的，很厚，門鎖是新的，鋥亮。孫師傅從口袋裏掏出一串鑰匙，找出最大那把，插進鎖孔，轉了三圈，門開了。裏面很暗，只有應急燈的光，綠瑩瑩的，很淡，他走進去，通道很長，兩側是混凝土牆壁，每隔十米有一盞燈，燈是白的，很亮。
他走了兩百米，到了一扇更厚的門前。孫師傅又掏出鑰匙，開鎖，推門，裏面是一個巨大的圓形空間，穹頂很高，高到看不見頂，只有一片灰濛濛的暗。地上堆着糧食，不是一袋兩袋，是很多，一排一排，一摞一摞，從腳下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麥子，稻穀，玉米，大豆，裝在麻袋裏，麻袋是新的，上面印着“卡莫納糧倉”的字樣，字是黑的，很工整。他走過去，蹲下來，把手插進麻袋裏，麥子從指縫漏下去，涼的，滑的，乾的。他抓了一把，放在鼻子底下聞，有陽光的味道，有土的味道，有汗的味道。他把麥子放回去，站起來，看着那些麻袋，碼得很整齊，一層一層，像砌牆一樣，每一袋都放得很正，沒有歪的。
“這裏有多少？”他問。
孫師傅想了想。“三千噸。夠聖輝城五百萬人喫兩個月。”
“別的倉呢？”
“全國有四十七個這樣的倉，總儲量夠全國喫一年。”
葉雲鴻沒有說話。他看着那些麻袋，那些麥子，那些稻穀，那些玉米，那些大豆。它們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不會喊餓。但它們在這裏，等人來，等人把它們搬走，磨成粉，做成餅，喫進嘴裏，嚥下去，變成力氣，變成血，變成肉，變成骨頭。人喫糧，糧喫土，土喫人。循環了幾千年，還在循環。他轉身，走出糧倉。
傍晚，葉雲鴻回到政務院，坐在桌前，面前攤着那份《卡莫納糧食儲備與分配白皮書》。他看完了，在最後一頁簽了字，把文件合上，放在一邊。他想起糧倉裏那些麻袋，想起那些從指縫漏下去的麥子，想起那些麥子的味道。他想起那些從河牀上走過來的人，那些人領了地，種了糧，收了糧，交了糧，留了糧。有了糧，就不會餓。不餓，就不會搶。不搶，就不會亂。不亂，就不用派兵。不派兵，就不會死人。不死人，那些死了的人就不會白死。他不知道這算不算邏輯，也許算，也許不算，他只知道，糧是人的本，人是糧的收。沒有糧，人就是鬼。有了糧，鬼才是人。
他拿起電話。“通知衛星合作項目組，明天上午開會。聯合體那邊，請他們派人來。”
他掛了電話，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黑的，沒有星星，沒有月亮。風吹過來，把窗玻璃吹得輕輕響，他伸出手，在玻璃上畫了一個圈，圈是圓的，閉合的地方沒有歪，他看了一會兒，把手收回來。他想起歐洲，那裏的人在捱餓，工廠關門了，銀行關門了，政府也快關門了。人窮了，就會想搶。搶別人的，比掙自己的容易。他們搶誰？也許會搶鄰居，也許會搶自己人，也許會搶別人。不知道，但一定會搶。搶了，就會打仗。打了仗，就會死人。死了人，就會有人哭。哭完了，埋了，繼續打。打了多少年，還在打。他轉過身，走回桌前，坐下，拿起筆，翻開一份新的文件。文件是白的，紙很厚，上面印着幾個字——《星隕基地安全升級方案》，他看了第一行。
“新曆17年3月10日，星隕基地遭受武裝襲擊。襲擊者共四十七人，攜帶輕武器、爆炸物，突破外圍警戒，進入核心實驗區。在押人員死亡三十二人，文職人員重傷三百二十人，輕傷若干。襲擊者全部被擊斃，經辨認，系歐克利坦前反抗軍成員，爲首者化名‘馬爾科’，據信爲維託生前的副官。”他看着那幾行字，看了很久，又翻到下一頁。
“維託餘黨名單：
馬爾科，三十五歲，前歐克利坦政府軍上尉，維託同鄉，參與新曆16年10月襲擊省政府大樓行動，逃脫後藏匿於北部山區。伊萬·科瓦奇，二十八歲，農民，土地被徵用後拒絕領取補償款，攜家人進山。老彼得，六十二歲，木匠，兒子死在整合衝突中，孫子被移民毆打致殘。葉夫根尼婭，四十一歲，寡婦，丈夫被卡莫納士兵誤殺，多次上訪未果。其他四十三人，姓名、年齡、職業、籍貫，均已查明。”
他看着那些名字，馬爾科，伊萬，彼得，葉夫根尼婭。他們有名字，有臉，有手，有腳，會喫飯，會喝水，會睡覺，會做夢。夢醒了，發現還活着，發現天還是灰的，發現那些從河牀上走過來的人還在種地，還在修路，還在蓋房。他們恨，恨卡莫納人，恨葉雲鴻，恨那些從河牀上走過來的人，也恨自己。恨自己爲甚麼沒有早一點死，爲甚麼沒有在維託倒下的時候衝上去，爲甚麼沒有在子彈穿過維託胸口的那一刻，擋在他前面。他們死了。不是死在戰場上，是死在星隕基地的走廊裏。端着槍，衝進去，看見那些穿白大褂的實驗人員，看見那些埋頭整理文件的文職人員，開槍，殺人，被殺。死了，埋了，沒有棺材，沒有墓碑，沒有名字。只有一堆土，土是溼的，涼的，被血浸透了。他不會去看他們，他知道那裏有墳，他也知道墳上沒有花。沒有人獻花，沒有人記得他們。他們死了，就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