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會節省很多麻煩。一個識字的農民，如果發現分給他的土地面積不對，他會拿着地契和測量標準來和你理論，而不是聚衆鬧事或者忍氣吞聲。一個識字的工人，如果發現生產指標不合理，他能看懂數據，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而不是消極怠工或者在背後罵街。”
“更重要的是，”張天卿的聲音壓低了些，“這會讓他們‘當主人’當得實在。不是名義上的主人，是真正能行使權利、承擔責任的主人。他們會爭吵——爲怎麼分地爭吵，爲工廠管理爭吵，爲學校教甚麼爭吵。爭吵很煩人，很沒效率，但那是活着的政治。沉默的順從纔是死的政治。”
阿特琉斯苦笑了：“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效率。GBS的威脅還在，糧食不夠，藥品短缺，每天都有士兵因爲傷口感染死去。在這種時候投入資源搞掃盲，很多人會覺得……不合時宜。”
“恰恰相反，”張天卿搖頭，“現在最合適。因爲人在絕境中學習的東西，記得最牢。當一個人餓着肚子、冒着轟炸來學認字，他會真正明白這些字的重量。他知道‘民’字不是輕飄飄的口號，是配給站前排隊時腳下的凍土。他知道‘主’字不是牆上的標語，是決定明天能不能多領一把米的選擇權。”
樓下的課堂裏，老陳正在帶領大家讀簡單的句子：“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聲音參差不齊，有些人的發音帶着濃重的方言，有些人的聲音小得像蚊子。但三十多個聲音合在一起，在空曠的倉庫裏形成一種低沉而堅實的共鳴。
張天卿聽着那聲音，繼續說：
“而且，識字會讓他們更有個性。是的，個性——這個詞在黑金時代是貶義詞，意味着‘不穩定因素’‘需要矯正的偏差’。但我們需要個性。一個只會服從命令的士兵，最多是個好武器。但一個能思考、能判斷、有時甚至敢質疑命令的士兵，纔可能成爲真正的戰士。”
“同樣，一個只會重複上級指示的工人，最多是個合格的零件。但一個能發現問題、提出改進、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創造的工人，纔是重建這個國家需要的建設者。”
他轉過身，直視阿特琉斯：
“GBS想把所有人變成功能固定的工具。我們要做相反的事——給每個人打開儘可能多的可能性，哪怕那意味着混亂、低效、和無數讓人頭疼的‘自我發揮’。”
阿特琉斯沉默了許久。他想起H——那個被“蜂巢”改造得幾乎失去自我、最終卻在背叛與死亡的夾縫中，用一句“謝謝”找回了些許人性的女人。如果她從小有機會識字、讀書、思考，如果她不是被當作武器培養，她的人生會不會不同？
“但時間不夠，”阿特琉斯最終說，“掃盲需要時間，而敵人不會等我們。”
“那就邊打邊學，”張天卿說，“就像我們現在做的。在戰壕裏教士兵認字，在工廠休息時間教工人算術，在防空洞裏給孩子們讀故事——哪怕那些故事是講怎麼包紮傷口、怎麼識別毒氣的。”
他走到桌邊，拿起一份剛送來的報告。是關於那些從GBS母艦救出的“原型”的初步評估。
“說到時間，”張天卿的聲音沉了下來，“醫療組那邊的報告看了嗎？”
三、原型的困境
阿特琉斯接過報告。厚厚的一疊，大部分是數據和醫學術語，但結論很明確：那些被救出的“原型”，生理結構已經高度特化，無法適應正常人類的環境。
“γ-7系列，深海礦工原型，”阿特琉斯念着摘要，“肺部結構已改造爲鰓狀，能直接過濾水中的氧氣，但在空氣中會迅速衰竭。皮膚有抗壓和保溫層，但在標準大氣壓下會因壓力差而破裂。他們……只能活在高壓深海環境，或者特製的培養液裏。”
“ε-3系列，大氣層外建築工，”張天卿接道，“肌肉密度是常人的三倍，骨骼強化，但循環系統脆弱，無法長期承受重力。他們的心臟是爲了零重力環境設計的，在地面會超負荷工作，最多活六個月。”
報告一頁頁翻過。每個系列的“原型”都是一個悲劇——他們被設計得太“完美”了，完美到只能存在於特定環境、執行特定任務。離開了那些環境，他們的身體就是精緻的刑具，時刻折磨着他們。
“最麻煩的是神經系統，”阿特琉斯翻到最後一章，“很多原型的大腦被修剪過。數據處理員的愉悅中樞與邏輯運算區直連，他們只會在‘完成計算任務’時感到快樂。深海礦工的恐懼反應被抑制，危險預警系統直接連接到運動中樞——遇到威脅時不是害怕，是自動規避。”
“沒有恐懼，也沒有勇氣，”張天卿低聲說，“沒有迷茫，也沒有選擇。只有功能。”
兩人沉默了。窗外，掃盲班下課了，學員們陸續走出倉庫。王嬸走在最後，手裏緊緊攥着寫滿字的草紙，像攥着甚麼寶貝。
“醫療組的建議是甚麼？”張天卿問。
“分成三類處理。”阿特琉斯念道，“第一類，生理結構相對接近正常人、大腦修剪較少的，嘗試進行有限度的‘社會化訓練’，看能否融入社會——但成功率預計低於百分之十。”
“第二類，生理結構特殊但大腦相對完整的，建議建立專門的生活設施，提供適合他們的環境，讓他們……平靜地度過餘生。”
他頓了頓，聲音更低了：
“第三類，生理和神經系統都已高度特化、且存在嚴重痛苦的……建議實施安樂死。醫療組認爲，讓這些原型繼續活着，是不人道的折磨。”
“安樂死。”張天卿重複這個詞，語氣裏聽不出情緒。
“他們不是‘人’，從法律上說，”阿特琉斯試圖用理性的口吻分析，“他們是GBS製造的產品。我們沒有義務……”
“但我們救了他們，”張天卿打斷他，“從GBS手裏救出來，不是爲了再殺死他們。”
“那怎麼辦？讓他們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張天卿沒有立刻回答。他走到觀察窗前，看着空蕩蕩的教室。黑板上，“民”“主”“勞”“動”“權”五個字還留在那裏，粉筆灰在光柱中緩緩飄落。
“老陳今天教這五個字，”他忽然說，“教得很對。‘民’——他們是生命，無論怎麼誕生的。‘主’——他們該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勞動’——他們被設計來勞動，但也許能找到別的存在意義。‘權’——最基本的權利，是活着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