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們忘了一件事。”張天卿的聲音壓低，帶着一種冰冷的、近乎殘酷的清醒，“他們可以用機器算出一場戰役的勝負概率，可以給士兵植入芯片讓他們絕對服從，可以用基因技術製造出不怕死的怪物。但他們算不出一件事——”
他頓了頓，一字一頓：
“當一個母親，爲了讓孩子能喫上一口乾淨的飯，拿起槍的時候，她能爆發出多大的力量。”
“當一個父親，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村莊被‘淨化’，唯一活下來的理由就是報仇的時候，他能有多瘋狂。”
“當一羣人，被逼到退無可退，身後就是懸崖，而他們選擇不跳下去，而是轉過身，對着那些推他們的人嘶吼‘來啊，要麼你死，要麼我們一起死’的時候——這場仗，就已經不在那些冰冷的計算之中了。”
臺下開始有低低的回應。不是歡呼，更像是一種從胸膛深處發出的、壓抑已久的共鳴。
“我知道，很多人累了。”張天卿的語氣緩和了些，“累到想放下槍，想找個角落躲起來，想‘算了’。我理解。真的。如果現在有誰能給我一個保證，保證放下槍就能讓我在乎的人都平安，我可能……真的會考慮。”
他搖搖頭：
“但沒有這種保證。黑金沒有給過，西格瑪沒有給過，GBS更不會給。他們給的只有兩個選擇：跪下當狗，或者站着死。”
“而我，選擇站着。哪怕只能多站一分鐘。”
“因爲我相信——”他抬起頭，望向鉛灰色的天空，彷彿要穿透雲層，看向某種更遙遠的東西，“我相信我們流的血，不會白流。我相信我們建的學校，哪怕明天就被炸燬，但只要有一個孩子在裏面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記住了‘人’不該被當成牲口，那這所學校就有意義。我相信我們分的土地，哪怕只種出一季糧食，只要讓一家人嚐到了‘自己的勞動自己收’是甚麼滋味，這片土地就再也回不到領主手裏。”
“我更相信，”他的目光重新落回人羣，聲音變得堅定而熾熱，“我們今天在這裏爭吵——吵怎麼分地更公平，吵怎麼監督權力不腐敗，吵怎麼教育孩子——這些爭吵本身，就是勝利。因爲只有自由的人，纔會爭吵。奴隸只會低頭說‘是’。”
“所以，我決定做一件事。”
他停頓了幾秒，讓這句話在寒風中迴盪：
“召回所有派出去改造土地、恢復生產的士兵。”
臺下譁然。前排幾個農業口的代表猛地抬起頭，眼中充滿震驚和不解。
“我知道這意味着甚麼。”張天卿抬手壓下騷動，“意味着春耕會受影響，意味着很多剛分到土地的家庭，又得捱餓。意味着我們這三個月來艱難重建的一點點成果，可能付諸東流。”
“但我更知道，如果擋不住GBS的下一次進攻，這些土地、這些成果，一樣會被奪走，被踐踏。到那時，我們連捱餓的機會都沒有。”
他的聲音斬釘截鐵：
“所以，我選擇先活下去。用一切能用的力量，守住我們還能站着呼吸的這片土地。然後——只有然後，我們纔有資格談怎麼種地，怎麼蓋房子，怎麼讓孩子上學。”
“這不是退縮。這是把拳頭收回來，爲了下一次更有力地打出去。”
“所有被召回的士兵，將重新編入戰鬥序列。同時，我宣佈啓動‘全民防衛動員’：所有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健康民衆，無論男女，都必須接受基礎軍事訓練，參與城防工事修築、後勤補給、傷員救護。我們不再有‘前線’和‘後方’——整個北境控制區，都是前線。”
“土地改革繼續，但方式調整。成立‘戰時生產合作社’，以村莊和社區爲單位，集體勞作，統一分配。工商業改造暫緩，但所有工礦企業必須無條件服從戰時生產指令。教育不能停，但內容要調整——孩子們不僅要學識字算數，還要學怎麼在轟炸中逃生，怎麼識別毒氣，怎麼包紮傷口。”
他一條一條說着，每一條都像重錘，砸在原有的計劃上，砸出令人心驚的變革。
臺下鴉雀無聲。人們消化着這些信息，臉上表情複雜——有震驚，有不甘，有恐懼，但也有一種被逼到絕境後、反而破釜沉舟的狠勁。
“最後，關於那些爭吵。”張天卿看向廣場側面——那裏站着剛剛結束爭吵、從宴會廳出來的各部司代表們，“我聽到了。我都聽到了。有人說權力太大，有人說監督太嚴，有人說思想控制，有人說走得太快。”
他深吸一口氣：
“我只有一個回答：我們是在摸着石頭過河。河很深，水很急，底下還有暗礁。摸錯一塊石頭，就可能淹死。所以我們必須互相拉着手，互相提醒，互相監督——哪怕這個過程充滿爭吵，充滿不信任。”
“但我要求一點：吵，可以。吵完，得往前走。誰也不許站在原地，用爭吵當藉口不動彈。因爲敵人不會等我們吵出個完美方案再進攻。”
“從今天起，所有爭議條款，邊執行邊修改。在實踐中檢驗，在實踐中調整。錯了就認，改。但不執行，就是背叛——背叛那些正在流血的人，背叛我們共同的選擇。”
演講結束了。
沒有歡呼，沒有掌聲。人們沉默地站在原地，消化着這些話，消化着即將到來的、更加殘酷的現實。
張天卿站在平臺上，寒風吹動他額前散落的黑髮。他看起來疲憊到了極點，但脊樑挺得筆直，像一根釘在鐵砧上的釘子。
過了很久，人羣中，一個蒼老的聲音顫巍巍地響起：
“司長……我兒子，死在德雷蒙德拉貢。我老伴，餓死在去年冬天。我現在就剩一個孫女，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