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骯髒的。”他平靜地說，“我知道。但這是戰爭。而戰爭，從來不提供乾淨的選項。”
墨文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後，老人緩緩搖了搖頭。
“統帥，我擔心的不是‘骯髒’。我擔心的是……我們開始習慣這種骯髒。開始爲它發明一套光鮮的理論，開始說服自己這是‘必要的代價’，開始把質疑這套邏輯的人，標記爲‘不切實際’、‘不懂現實’、甚至……‘敵人的幫兇’。”
他向前又走了一步，距離張天卿只有兩米。這個距離已經突破了安全界限，但守衛沒有進來——張天卿之前下過命令。
“您還記得我們爲甚麼打仗嗎？”墨文的聲音很輕，但每個字都像釘子，“不是因爲張天卿比黑金更英明，不是因爲北境聯軍比帝國軍隊更強大。是因爲有那麼多人，受夠了。受夠了被當成數字，當成工具，當成可以隨意消耗的‘資源’。”
“如果我們打贏了，建立的卻是一個更高效、更精緻、用更動聽的口號包裝起來的……同樣的東西。”墨文的嘴脣在顫抖，“那麼那些死在德雷蒙德拉貢城牆下的人，那些凍死在鐵脊山脈哨位上的孩子，他們的血，算甚麼？”
房間裏陷入了更深的寂靜。
張天卿的視線越過墨文的肩膀，看向桌上的稿紙。那上面有他寫的字：“批判精神的邊界何在？”“如何在鼓勵獨立思考的同時，防止分裂和虛無主義的蔓延？”“墨文的警告是否有其合理性，又是否存在過度誇大？”
全是問題。沒有答案。
他忽然想起斯勞特。那個以混沌神柄歸來、卻選擇了“守望”的男人。斯勞特看這個世界的方式，一定和他們都不一樣。在那種超越生死的視角里，這些關於“批判的悖論”、“革命的異化”的爭論，會不會顯得渺小可笑？
但他不能那樣看。他是人，是活着的、揹負着千萬人生死的人。他必須在地上行走，在泥濘裏做選擇。
“墨文先生，”張天卿最終開口，“你的演講，不會被禁。你的聲音，會繼續被聽到。我向你保證。”
墨文眼中閃過一絲訝異，隨即是更深的憂慮：“您不怕……這聲音會動搖軍心？會讓人懷疑我們正在做的事？”
“如果我們的‘事業’脆弱到連一個老人的幾句質疑都承受不住，”張天卿說，“那它本來也不值得成功。”
他走回書桌，拿起那疊稿紙，遞給墨文：“這是我的一些思考，還沒寫完。你可以看看。然後，我想請你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成立一個小組。不隸屬任何部門，直接對我負責。成員由你選——找那些最尖銳、最不肯妥協、最會讓你我都頭疼的人。任務只有一個：盯着我們。盯着北境聯合防衛軍，盯着風信子公會，盯着所有正在建立的新機構、新政策、新‘傳統’。”
張天卿的目光如冰似火：“用你們的批判，對準我們自己。在我還能聽進去的時候，在我還沒有完全被‘必要’和‘現實’說服之前。在我……還沒有變成我們自己要推翻的那種人之前。”
墨文接過稿紙，枯瘦的手指撫過紙面。他的喉結動了動，想說甚麼，但最終只是深深鞠了一躬。
那不是對統帥的鞠躬。
是對一個還有可能保持清醒的人的鞠躬。
老人轉身離開，袍袖曳地，沒有聲音。
張天卿重新坐回桌前，但沒有繼續寫。他閉上眼睛，手指按在太陽穴上。腦海裏，墨文的話在迴盪：
“我們每向前走一步，就在播下未來可能異化成我們今日所反對之物的種子。”
“如果批判本身成了新的神話……”
“如果解構的匕首，被鍛造成不容置喙的權杖……”
他感到一陣熟悉的眩暈。不是身體上的，是存在意義上的。彷彿站在懸崖邊緣，腳下是萬丈深淵，而身後是千萬推着他前進的人。他不能後退，也不能告訴那些人：你們推的方向，可能通向另一處懸崖。
就在這時——
門被猛地撞開了。
不是滑開，是物理撞擊。合金門板撞在牆壁上，發出巨響。
張天卿瞬間睜眼，手已經按在了腰間的槍柄上。但闖入的不是刺客，而是他的侍從官，一個平時極其冷靜的年輕人，此刻卻滿臉是汗，呼吸急促。
“統帥！抱歉，但——迪克文森先生來了。他……他突破了所有接待程序，直接闖進來了。守衛不敢攔，他說……”
侍從官嚥了口唾沫。
“他說，如果您不在三十秒內見他，他就‘讓北境知道甚麼叫真正的生意風險’。”
話音未落，一個身影已經出現在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