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期評估報告的修改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着，另一項同樣重要且敏感的議題，又擺上了江辰的案頭——關於“跨渤海灣通道工程”項目建議書的核準審批。這是一個醞釀多年、投資巨大、影響深遠的超級工程，旨在用隧道或橋樑方式連接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徹底改變環渤海地區的交通格局。
項目由沿線地方政府和幾家大型央企聯合上報，前期研究論證已持續十餘年，支持者衆，期望值高。報告厚達數尺，論證充分，數據詳實，描繪了工程建成後對區域經濟發展、東北振興、社會融合的巨大促進作用。相關省市的主要領導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希望項目儘快獲批建設的迫切心情。
然而，越是這樣備受矚目的“明星項目”，江辰越是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和審慎。“重大工程決策，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一念之差，可能遺禍無窮；一着不慎，可能滿盤皆輸。必須慎之又慎，科學民主決策。” 他立即指示投資司、基礎產業司、環資司等相關部門，組織涵蓋工程技術、宏觀經濟、生態環境、地質地震、投融資、社會風險等領域的頂級專家，成立高規格的論證委員會，進行最後一次，也是最嚴格的一次綜合評審。
評審會在一間保密措施嚴格的會議室舉行，氣氛凝重。專家們顯然都做了充分準備。支持方的專家慷慨陳詞，從縮短交通運輸距離、降低物流成本、優化國土空間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角度，闡述了工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認爲其戰略價值巨大，應儘早啓動。
但質疑的聲音同樣尖銳且專業。一位資深工程院院士指出，渤海灣地質構造複雜，地震活躍，修建如此長距離的跨海通道，面臨前所未有的技術挑戰和運營安全風險，現有技術是否完全成熟、可靠，需要更嚴格的驗證。一位着名生態學家擔憂，工程將對渤海灣獨特的海洋生態系統、鳥類遷徙路線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環評報告對某些極端情況下的生態災難預估不足。一位宏觀經濟學者則對項目的鉅額投資（初步估算逾萬億）帶來的財政壓力、債務風險表示憂慮，質疑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此龐大的政府主導型投資是否是最優選擇，投資效益能否覆蓋成本。還有社會學家提到，大規模移民安置、沿岸社區變遷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性風險，需要更周全的預案。
爭論非常激烈，各方觀點針鋒相對。江辰作爲主持人，始終冷靜地傾聽，不打斷、不偏袒，只是偶爾發問，引導討論走向深入。他特別關注那些提出風險預警的專家意見，要求記錄人員詳細記錄，並請專家提供更具體的支撐材料。
會後，江辰沒有立即表態。他需要時間消化吸收這些海量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他調閱了國內外類似大型跨海工程的建設案例、成敗得失，特別是其在技術風險、成本控制、環境影響等方面的教訓。他還讓辦公廳整理了近年來中央關於嚴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基礎設施投資有效性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發展是硬道理，但硬發展沒道理。今天的決策，必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人民的評判。” 夜深人靜，江辰獨自在辦公室，對着巨大的區域地圖和厚厚的評審材料，陷入沉思。工程的戰略意義毋庸置疑，但專家們指出的風險也絕非危言聳聽。特別是生態風險和債務風險，是必須堅守的底線。能否在追求發展的同時，守護好碧海藍天？能否確保鉅額投資不形成新的系統性風險？
幾天後，江辰再次召集相關司局負責人和專家代表開會。他沒有簡單地進行“投票表決”，而是綜合各方意見，提出了一個清晰的決策思路：
“第一，原則支持。跨渤海灣通道對國家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前期研究論證取得了積極進展，方向是正確的。”
“第二，問題導向。當前，項目在關鍵技術（如長隧道通風防災、抗震標準）、生態環境（特別是對海洋牧場、珍稀物種的影響）、投融資（模式創新、風險分擔）、社會影響（徵遷安置）等方面，還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解決的重大問題和風險點。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科學、可靠、經濟的解決方案之前，項目不具備覈准條件。”
“第三，底線思維。必須堅決守住生態環境不受毀滅性破壞的底線，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債務風險的底線，堅決守住工程質量和運營安全的底線。“安全底線是‘1’，其他都是後面的‘0’。沒有‘1’，再多的‘0’也毫無意義。””
“第四，優化前行。建議暫不予覈准現有方案。請項目單位會同國內頂尖科研機構和專家，針對識別出的風險，開展爲期一到三年的‘深化研究攻關’，重點突破關鍵技術、優化線位走向、創新投融資模式、完善生態補償和社會風險防範預案。屆時再根據攻關成果，重新進行評估決策。”
這個意見，既沒有因風險而“一棒子打死”，否定了項目的戰略價值和發展需求；也沒有因呼聲高而“放水過關”，體現了對重大決策的極度審慎和科學精神。它將壓力傳遞給了項目方和地方，促使他們必須正視並解決核心問題，而不是繞過問題。
消息傳出，支持項目的地方和企業感到失望，但也理解中央部門的審慎；而持謹慎態度的專家和環保人士，則對發改委堅守底線、科學決策的態度表示讚賞。一場可能引發巨大爭議的決策，在江辰的主導下，暫時劃上了一個理性、穩妥的逗號。
江辰知道，這個決定可能會招致一些不解甚至非議。但他堅信，“領導幹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更要有‘功力必不唐捐’的執着。對歷史負責，就不能怕擔一時之責；對人民負責，就必須經得起各方評說。” 確保重大工程決策的科學性，避免顛覆性錯誤，這纔是對國家、對人民最大的負責。這份沉甸甸的責任，容不得半點僥倖和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