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當時確實還是起到了緩解大漢財政，促進商品經濟的作用。
王翦、趙充國並沒有完全按照當初桑弘羊提出的《均輸法》來解決益州郡的問題。
他們兩人，一位親眼見證了“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崛起，一位是屯田制的集大成者，自然不會墨守成規。
漢文帝也說過：“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
要治理好一個地區，第一步自然是將優秀的農業政策鋪展開來，保證百姓們的溫飽，才能談接下來的事情。
在王翦、趙充國、李顒三人共同商議後，將肥沃的土地平均分成若干份，每份土地由三個不同的部落或是村寨共同種植、打理。
收成後由官府出面，按照市價將百姓種植農作物收購，當然如果百姓不願意出售，或是隻願意出售部分，皆由種植的百姓說了算。
每個部落或村寨共同推出德高望重的三人組成田曹，互相監督對方的種植情況。
若是對方出現偷懶或是其他破壞種植的行爲，田曹可以向官府舉報。
經官府查證後，在收成之時，可以將違規的部落或是村寨的部分收成，分給其他兩家，這樣可以杜絕有部落或是村寨出現偷奸耍滑的行爲。
王翦、趙充國等人並沒有像後世，特別是北魏孝文帝時期，按照人口實行“均田制”，原因有很多。
最大的原因還是受到時代的限制，他們並非後世之人，不可能像劉辯那般有着超越時代的知識。
即使在天縱奇才，眼光在高遠，仍然會受到時代的束縛。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北魏孝文帝能進行“均田制”，因爲自永嘉之亂到北魏統一北方，北方經過了接近兩百年的大戰亂。
人口凋敝，土地荒蕪，富豪兼併土地的現象十分嚴重。
加之北魏初年實行宗主督護制，朝廷實際上掌握到的人口數很少，嚴重影響了賦稅的徵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