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和李元昊的故事我們暫且放在一邊，我們再把視線轉回宋朝。
公元1043年的這個九月可謂是多事之秋，這一個月裏發生了太多的事，而下面這件事更是我們所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北宋歷史上着名的“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源起還得從趙禎說起。身爲宋朝的皇帝，自從李元昊與宋朝反目成仇並兵戎相見之後，趙禎在這三年的時間裏對自己眼前的這個大宋朝可謂是有了更爲深入和直觀的認識與瞭解。在這之前，所謂的天下承平掩蓋了宋朝身上太多的問題和弊端，而當戰爭一爆發就將這裏面的問題全都暴露了出來。
面對李元昊的作亂以及幾次三番的越境攻擊，號稱控疆萬里、富甲天下且擁兵百萬的宋朝竟然沒有一次能夠集結起重兵對西夏予以雷霆式的懲罰性軍事打擊行動，這裏面的原因究竟何在？不但如此，宋朝反而在自己的本國境內被李元昊的三次御駕親征打得威嚴掃地，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這三戰讓宋朝直接損失了四萬兵力且是一種全軍覆沒的方式遭遇慘敗，而整個涇原路的主要將領更是極其恥辱地被李元昊團滅了兩次。這裏面的原因到底是甚麼？難道僅僅只是宋軍戰鬥力低下的問題嗎？
除了西夏，遼國的趁火打劫也是讓宋朝備感屈辱。宋朝確實有錢，也可以用錢去買和平，可天底下又有誰會覺得自己錢多就可以任人敲詐和侮辱？如果宋朝的拳頭夠硬，那麼還會畏懼遼國的威脅嗎？還會被遼國敲詐成功嗎？
看上去以上的這些問題都是軍事上的問題，可事實已經證明宋軍的將士並不是一羣孬種，更不缺乏戰鬥力，那麼這就證明問題並不出在擁甲百萬的宋朝軍隊上面。打仗需要糧食，更需要錢，而這些宋朝也不缺，所以說後勤輜重也不是問題。如此說來，問題就只能是出在人的身上。準確說，宋朝的官不行，宋朝官僚體系的運行有問題。經過將近百年的發展，宋朝現如今早就已經是文官獨霸天下的時代，這些人不但掌理帝國的中樞機要以及各地的政務財稅，就連宋朝軍隊的指揮權也都被其所把持。
澶淵之盟距今已經四十年過去了，這四十年裏文官集團全面崛起，這四十年也是宋朝在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全面發展的四十年，宋朝也由此而進入了所謂的太平盛世。如果這個世界就這樣一直安靜地運轉下去，那麼天下大同也就不是在癡人說夢，但萬物都是在時刻變化的，而物極必反更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李元昊的反叛以及遼國的趁人之危就像兩記兇狠的耳光狠狠地抽打在了趙禎的臉上，他猛然驚醒過來，就像被一場暴風雨給徹底沖刷過一樣，這時候的趙禎再度舉目四望才發現自己手中的這個原本看上去在各方面都無比堅挺的大宋帝國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風，而這些平日裏自詡滿腹經綸的文官在應對危機時的醜態百出更是讓他大失所望。
一個人即使是靠行乞爲生但卻也是有尊嚴的，用王聖人的學說來講，每個人都有具備成爲聖人的潛質和條件。我們都說宋朝在對外時顯得很懦弱，但這世上有人願意去懦弱嗎？作爲大宋帝國的皇帝，趙禎的自尊和要強只會比別人強，而不會比任何人弱。我們可以想象的是，當李元昊一再地擊敗和屠殺宋軍之時，當遼國逼着宋朝增幣和嫁公主之時，當滿朝文武只能窩裏鬥狠卻不能爲國抵禦外辱之時，作爲皇帝的趙禎其內心的屈辱和痛苦是無以復加的。好水川之戰以及定川寨之戰的失敗讓他抑鬱寡歡，以至於他痛苦得無法進食，他比誰都想立馬宰了李元昊，可問題是他不是可以自降爲帥的開國之祖趙匡胤，也不是敢於御駕親征的趙光義，他沒有這個本事和膽量，更要命的是，他手底下的這幫文官士大夫也沒有這種本事。
有個設想，如果此時的大宋皇帝是趙匡胤或者趙光義，面對李元昊在和談期間的種種無理要求和索取，他們會是何種反應？毫無疑問，要錢沒有，朕能給的只有刀兵！可是，趙禎卻只能在嚴守底線的同時儘量滿足李元昊的各種要求，但李元昊反而更加趾高氣昂，於趙禎而言這何嘗不是一種奇恥大辱？終於，他憤怒了，他拍案而起！
公元1034年9月，也就是呂夷簡徹底退休以及李元昊殺掉野利兄弟的同月，趙禎在召見已經組建了半年的新一屆兩府大臣時無不震怒地說道：“你們這些人個個都自詡有經天緯地之才，都自詡有治國理政之能，可你們看看如今的這個天下，遼國人和西夏人都欺負到家門口來了，可你們又是怎麼應對的？朕就想問問你們，當今之計你們何以爲政？你們有甚麼辦法能夠讓我大宋挺起腰桿？你們不是都能說會道嗎？現在就請各位好好地說一說吧！”
在場的兩府高官們面對趙禎的責問是啞口無言，只能是跪地自稱有負聖恩，但趙禎要的不是這個。退朝之後，身爲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對同僚說道：“陛下用我等治國雖然有革新之意，但我朝積弊甚深非朝夕可變，此事得需從長計議纔行。”
換言之，滿朝公卿根本就沒想過這事，他們全都是一羣只顧低着腦袋忙手頭活兒的近視眼。因此，當皇帝要他們提出富國強軍的辦法時，他們全都噤若寒蟬，他們能做的就是下朝之後回到家裏去苦思冥想。
幾天之後，趙禎再又以書面的形式催促這些人趕快交作業，但這些大佬們的回答是：如此重大國事我們還在精心醞釀之中，還請陛下再稍等幾日。
又是幾天過後，趙禎直接把這幫人叫到跟前，然後給這些人搬來了凳子和書案，而且桌子上面紙墨筆硯全都一應俱全。
“朕的愛卿們，已經過去好些天了，現在你們就當着朕的面開始寫！”
趙禎的這番言行已經證明他現在很是震怒了，而這幫大宋精英們還是選擇了藏拙，他們沒一個人敢坐上去，因爲他們還是寫不出來，他們的定國安邦之策還在醞釀中。
這一天，趙禎的腳下再又跪倒一片：“陛下，請容臣等回去之後再醞釀幾天，然後我們一定給你寫出個一二三四！”
數日之後，大宋的這幾個精英當中的精英終於是陸續交卷，但其實真正去做這件事的人不過就是參知政事范仲淹以及樞密副使富弼和韓琦。宰相晏殊和章得象以及樞密使杜衍此時都是一把老骨頭，就等着哪天退休拿養老金，甚麼改革和新政這種事對他們來說早已是力不從心，而且人家也沒那個精力和興趣。說得難聽一點，這些老傢伙們不過是在混喫等死而已。史書單獨將范仲淹的奏疏詳細羅列，這裏面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爲范仲淹的這十條建議有九條最後都被仁皇帝陛下所採納並逐一頒佈貫徹和執行，下面我們就來看看范仲淹這次所陳述的十條新政到底都有哪些內容：
一、明黜陟。
范仲淹的新政首先要改革的就是官員的選拔和任用制度。在這之前，宋朝的官場實行的是定期升遷制度，文官每三年升一級，武官每五年升一級。意思就是，哪怕你甚麼也不幹，每年只管收糧收稅，只要你沒有大的過失就鐵定升官。長此以往，大宋的官場也就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繼而坐等升官的習氣和氛圍。范仲淹提出的辦法就是廢除這種以資歷論升遷的常規，轉而改用考覈和監察制度來對官員進行升遷和任免，以此杜絕懶政和不作爲的官場混子現象。
這個政策的精髓其實是在考課院身上，作爲負責專門考察官員政績的機構，考課院之前幾乎形同擺設，他們考察官員的唯一標準就是在任期間是否有過失行爲，如果沒有，那麼三年或五年一到鐵定升官。范仲淹這一改就重新確立考課院對官員的考覈標準，從此以後某人想要升官首先看的不是他是否犯錯，而是此人在任期間是否有利國利民的善政。從此，無過便是功這條升官鐵律便被扔進了臭水溝。
二、抑僥倖。
此項新政所針對的對象是宋朝數量龐大的官宦子弟。在之前講述趙恆封禪泰山以及各種拜神運動時我們曾提到過趙恆的“仁慈和大方”，比如他在重大節假日期間對官員們的各種賞賜在那以後都成爲了宋朝官場的慣例，但這還不算甚麼，最重要的是趙恆把官員的恩蔭制度給徹底打破了。
在趙恆時期，每逢郊祀大典以及皇帝生日這種性質的大禮之日就是大臣們最爲幸福和期待的日子，因爲他們不但會收到各種豐厚的賞賜，而且他們在這一天還可以將自己的一個兒子舉薦爲官，上至宰執大臣以及在京的各部門主官，下至各路的轉運使和提點刑獄使等省廳級官員都有這種特權。要命的是，皇帝可是每年都會過生日，但官員們的兒子卻沒那麼多，兒子不夠怎麼辦？簡單，沒有兒子還有侄兒，沒有侄兒還有其他的各路親族子弟。長此以往，大宋的各級只掛職不幹事的官員就多如牛毛，而由此給國家財政所帶來的負擔也就可想而知。
范仲淹提出以後朝廷實行恩蔭制度只能給大臣們的親生兒子封官，侄兒親族之類的一律不許，地方官則必須是幹滿了兩年之後才能申請恩蔭子弟。而且，即使是封官也不能隨意將這些人安排進館閣重地，這類官員的遞補和升遷必須得經過嚴格的考察和考覈纔行，沒有本事和才學的不許成爲館閣官員以防濫竽充數。
三、精貢舉。
自趙光義時代開始宋朝每次科舉所錄取的進士人數往往都是數百人之多，而到了趙恆時期更是呈氾濫之勢，諸如只要參考的次數達到了標準或者年紀實在是太老就可以直接被錄取，這就偏離了爲國選材的宗旨和初衷。在這幾百人裏面真的具有真才實學和實幹能力的無外乎就是一兩百人，而後面的這些人其實都難免有渾水摸魚之嫌。再者，科舉的選材制度也有問題，簡而言之就是重詩詞歌賦而輕策論，結果就是善於死記硬背和能說會道的人陸續走上了官場，但爲官之後卻只是一羣只會之乎者也的教條主義者——用范仲淹的話來說就是“ 專辭藻而不明理道”。
范仲淹建議以後錄取的進士必須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那些靠熬資歷和年紀混進士的現象必須杜絕，而且錄取的人數也應該本着寧缺毋濫的原則嚴格加以控。選材的時候需要將策論放在詩詞歌賦之前，讓那些只會背誦並默寫聖人語錄的人往一邊站，進而讓那些懂得將理論聯繫實際的人選拔出來。
四、擇長官。
這一條其實與第一條所闡述的宗旨基本相似。針對當前吏治腐敗且官員不作爲的現象，范仲淹建議向全國各地派出督查組審覈各級官員的施政能力並對其進行獎勵或懲處，能者居上庸者罷黜。以前的那種只要熬滿三年就要升官的政策不再施行，要想升官就得拿出成績，否則要麼原地不動，要麼罷你的官。
同時，范仲淹建議大州的知州、各路轉運使和各路監察、刑獄類官員應該由兩府大臣進行選拔和舉薦，翰林學士和知制誥這種兩制官員則負責選拔和舉薦一般州郡的地方長官，其他的地方行政長官（包括縣令）則由三司、御史臺、諫院、開封府、以及各路轉運使負責舉薦和選拔。
總而言之，以後升官不能只看資歷，更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能力和政績，這就徹底摧毀了維繫數十年的官場晉升秩序。這樣做其目的不言而喻，朝廷現在需要的是會幹事的能吏，在其位必謀其政，否則你就走人或下課。
五、均公田。
這一條主要跟官員的利益有關。自北魏時期開始地方官員都會被朝廷分配一定面積的土地，也就是所謂的“職田”。你在這個地方當官，這塊地就是你的，你走了之後它就歸屬你的繼任者。之所以有這個政策，一來是爲了解決一下官員的生存問題，雖然糧食蔬菜可以買，但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總歸是好的，二來就是間接地給官員們增加一點收入和福利，而且有些時候這還被算成了官員俸祿的一部分。
這個事情說來就是個很大的議題，范仲淹倒沒有在這方面進行改革，他只是建議在這方面的分配上要做到平均，不能出現官階同級但職田規模卻不同等的現象，而對於沒有職田的官員則必須儘快予以發放。范仲淹的想法是好的，他覺得這樣可以增加官員的綜合收入和幹活的積極性，也能在某種程度上防止腐敗的滋生，甚至可以鍛鍊一下身體，但具體的效果怎樣這裏卻不好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