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王爺起兵，本以蠻動爲辭。
雖開釁諸蠻，致彼懷怨，然諸蠻之間，亦各有隙。
我曾奉使入蠻，會其酋長，周旋頗洽，知其心意。
若由我說和，再假朝廷招撫之名，經略荊蠻，則汶陽、永寧、宜都三大部，必願爲我應！
我回師入荊，合三部之衆，耀兵蠻中，宣以威德，懾服其餘，指顧之間耳！
既能爲我們自己建功，又能爲王爺贖罪。比於取雍州，易利豈止十倍？轉敗爲功，莫過於此！
至於其他，有我周旋。富貴不敢妄許，不過我一保諸位家小無恙，二保諸位官職家產不動，不被朝廷追罪——”
他停了停，緩緩掃視衆將：
“只是不知，諸位信不信我？”
當下立功之道，無外三條——
一平叛，二伐魏，三服蠻。
前兩條路最易想到也最易翻車。平叛是回頭打巴東王，王揚如果信心爆棚，自然也可以這麼做。但用巴東王的兵馬打巴東王，風險是相當高的，很容易激發將士的牴觸心理，並且自己也可能背上“背主不義”的壞名。
以此時的觀念，即便是興叛作逆，也有君臣名分相系。你改轍易幟，反旗爲正，這是一回事；但倒轉刀槍，回擊主公。又是另一回事。
故而劉宋時竺超民跟着王爺劉義宣造反，失敗後竺超民送王爺出城跑路，但王爺養尊處優不能跑，竺超民過了一夜，這才收王爺入獄，向朝廷投降。後來朝廷議罪，竺超民謀逆當死，尚書令爭之：
“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
意思就是劉義宣當時一個人輕鬆就能抓。如果竺超民是反覆貪利的小人，直接把劉義宣抓了邀賞多好！沒必要放他跑路。
注意，此時劉義宣是無可爭議的叛臣，爲天子擒叛獻忠，本合大義，但朝堂上言，仍稱之“不義之賞”，可見當時觀念。
所以王揚可以反正，可以立功，甚至可以像竺超民一樣，在仁至義盡的情況下，迫不得已抓小巴，但就是不能直接捅小巴一刀，否則就是不義。
而與不義相對的北伐魏人看似是大義，實則暗藏禍患。
一則北朝強悍，不謀定後動，孤軍輕出，勝負難料。
二則北伐是全局之事，朝廷大政所在，牽一髮而動全身。擅自動兵，即便勝了也可能大難臨頭，一個“擅啓邊釁”的罪名就夠所有人喝一壺的了。這既不符合王揚心中的北伐方略，也不合朝廷目前與北朝通使交聘、休養生息的大政方針。中外歷史上從來不乏打仗打出禍事的例子，很多不是用兵上不夠老道，而是政治上失於幼稚。
三則人情畏難喜易，避險求安。衆將因荊州丟失，本就震駭疑懼，要是在這種情況下命他們穿過邊州，越境入北，與胡馬爭死，十個裏得有九個發怵。
但要說回家鎮蠻子——
並且還有三大部蠻兵相助！（感謝王軍司！！！）
那不是手到擒來嗎？！
而除了王揚的方案選得直貫人心之外，王揚的身份聲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換成李敬軒，他說能保大家官職性命，說能和三大部談好，那屁用不當。
薛紹說這話好歹能比李敬軒強點，但也強不到哪去。
可王揚不一樣。
憑他的人才門第，憑他在荊州的分量，憑他和方方面面的關係，包括和王揖的關係，他說這些哪一樣是全然沒譜的？他說能保，還真就可能能保！
全軍上下，能和朝廷說得上話的，除了他琅琊王氏，還能有誰？
更不用說王揚一路帶兵積攢的威信！琅琊公子本事高，白衣坐在船頭梢！別說巴東王太遠，不方便問方略。就算問了，又能給出甚麼方略來？
今琅琊公子在此，豈有舍高就低之理？！
衆將雖然大多意動，但或被連接變故衝得心神不定；或想看其他人的意思，不敢先行出聲。
在尚未有人做出反應之時，李載福挺身按刀，紅着臉，大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