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說他的寫作風格是把讀者引爲知己，向大家說真心話，就猶如對老朋友暢所欲言一樣。
寫小說是沒有機會這樣說話的。
那就在卷尾語中說吧。
首先，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體會到我對你們的喜歡。或許我平常不說甚麼討喜的情話，也不會像李爾王的兩個女兒那樣熱言奔放。
但我的確是這樣地喜歡你們。就像一艘在漆黑夜色中行駛的輪船，船長搭着雙腿，晃着朗姆酒，百無聊賴之際，對着無邊黑暗拉了下汽笛。
忽然——
四面燈起，笛聲滿海！
船長趕緊奔到船頭，這才發現，原來，他不是一個人在航行；原來，他有萬帆共鳴。
徐志摩有一句詩：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我不喜歡忘掉，我喜歡記住，所以我實體書第一卷扉頁上寫的是“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當然，不相忘是指冒姓琅琊這本書而言，至於東周公子南就沒甚麼好記得的。一來實在無足輕重。二來這只是個代號，我隨時可以換一個。我一直不認爲我有粉絲，這也是我從上本到這本，始終不建粉絲羣的原因之一。負責實體書出版的編輯大大總要我給她寫個to籤，反覆要過多次，但我一直沒寫，因爲我實在不覺得我的名有甚麼好籤的。她說是粉絲就會想要簽名。但我想，如果粉絲意味着追星，那我是絕對沒有粉絲的；如果粉絲意味着喜歡，那我是你們的粉絲。
樓頭歌舞，散作冷煙；筵前燈火，滅即殘燭。
任何熱度都是暫時的，任何虛榮和自以爲是都淺薄無謂。寫個小說而已，哪有那麼多事兒？寫小說對我來說是一件“事最少”的事，所以我早和幾位熱心告知我外界信息動向的朋友說過，不用再和我說了，讓我繼續孤陋寡聞吧。
柳永所謂“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相比於鑼鼓喧天，鐵板銅琶，我還是喜歡安靜執筆，安靜低唱。
上章結尾我說談談風月，剛纔說的就是風。作品之外，是爲風也。下面說說月。
月者，自明於天，不爭晝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無論寫得好壞，但對文字我認真的。
我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很有澄清歷史謠言的雄心，但自從ai出來之後，謠言越來越多，簡直爆炸式增長。有一次我心血來潮翻翻考證段落的段評，結果涉及ai的文史分析，八個裏有五個全文胡說，不忍卒讀，最後三個稀裏糊塗，勉強算半錯半對吧。
當時我選了一個段評中看起來最唬人的ai截圖（所謂最唬人，就是最具欺詐性的嚴謹可靠）準備放到下章文末作爲典型予以辨析，可一想這張截圖一共就寫了五段論，結果出來八個錯誤，那一一論明得費多少字？意興一懶，也就算了。
有人認爲ai最大的問題是數據的量不足和質不高，其實在文史上遠不止於如此。西方知識界說DIKW，即Data to Information to Knowledge to Wisdom.我們習慣說學問和學識。數據不等於信息，不等於知，更不等於“識”。
學問好一定看書多，看書多卻不一定學問好。
如果沒有強大的思考判斷、分析聯想等一系列信息處理能力將“所知”轉化爲“所學”再轉換成“所識”，那即便掌握得文獻再多，也高明不起來。就好像同樣是劉寅，但沈約《奏彈劉整》中的劉寅和巴東王的屬官劉寅不是同一人。同樣是引用房玄齡《晉書》，但有人引的房玄齡《晉書》就是純引的唐時文獻，有人引的房玄齡《晉書》不懂的以爲是唐時文獻，懂的卻知他選的這段上承的是王隱《晉書》的部分（晉時史料），那含金量能一樣嗎？
（是的，推究史料時代不是簡單看記載這個史料的書的成書年代，而看其中具體的史料來源。所以有時候，南齊時修的《晉書》反而沒有唐時修的《晉書》時代古，這個得具體問題，具體判斷。）
凱魯亞克說：“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沒關係，路就是生活。”（《在路上》）
謠言雖然越來越多，事卻不能不做。在第三卷中，我在涉及到歷史謠言的時候，還是會予以辨明。對學界空白、聚訟不定或者論述錯誤的問題，還是會予以考證。值得出文獻明示的，依舊會出文獻明示。
人話就是，該考據考據，該出注出注。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的注是不佔正文字數的，之前很早就說過，我的正文字數一般都是2700-3500上下，具體多少字按情節和場景而定。比方說“阿五在街上走，買了菜，回去喫火鍋。”這句話在我這兒可能永遠不會作爲一章的結尾，因爲我感覺它不像結尾。
我一定會寫到像結尾的句子的時候，纔會結尾。當然，也有時間不夠情節未盡但只能先結尾的情況，但也至少是有些結尾的樣子，不會不管不顧隨便結。
而我每回都是結完尾再出注的，如果結尾時間不夠，那更沒時間出注。
所以加不加註和正文多少完全沒有關係。白居易詩云：“他日終爲獨往客，今朝未是自由身。”我這個船長如今不是獨往客，行文弄筆也是帶着鐐銬跳舞，那就許我的注跳得自由些吧！
讓注的自由與鐐銬的束縛共同造就婀娜之舞！（泰戈爾《流螢集》，原句是“風暴的自由與莖幹的束縛”）
注先注好，婀不婀娜的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