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如此，那他的報社，乃至這幾日的文會，可沒資格辦起來，也不會有這麼多人給他捧場了。”朱翊鈞難得解釋了一句。
學術之爭，歷來的激烈程度，都不低的。
怎麼可能任由李贄離經叛道了一年餘，還沒有反應。
歷史上李贄怎麼被逼死的？罪名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
而今在朱翊鈞的影響下，李贄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反噬自然如期而至。
顧憲成爲甚麼前月大談復古，正旦開壇講中庸，今日文會說道德？
背後可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家呢。
這就是大世之爭，誰都想開宗立派，立地成聖。
每一種思潮的興起，都是有土壤的。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正是這種秩序失範的社會背景決定了儒學的政治哲學特質，也就是說，儒學的產生，其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禮崩樂壞”的現實政治世界。
而飽受詬病禁錮人倫的朱子理學同樣如此。
彼時，民間一片衣冠南渡的萎靡，朝廷中瀰漫因循的政治風氣，皇帝堂皇高居，一味異論相攪。
正是有感於“天理不明、人慾橫流，公平正大形同虛設”，纔有了朱子理學興起的土壤——正如《宋元學案》所言，朱熹正是在“綜羅百代”中完成了巨大的思想創造任務。
當然，學說的興起是一碼事，至於後面怎麼走了樣，那就是另一碼事了。
同樣如此的，還有王學。
當時對理學盛行帶來的謹守朱子門戶、陳陳相因、缺乏個性所不滿的，可不是獨一王陽明，在其之前，就有陸九淵、陳獻章等人聲討，理學“外求過甚，抹煞本我”幾乎是彼時的主流共識。
其後纔有了心學的應運而生。
當然，解放自我這杆大旗，王陽明舉得，士大夫一樣也能舉得。
王夫子都說了，要內求，我覺得我做得對，那就是對的，輪不到外人說三道四。
有權的人放飛自我後，世風自然日下——“正德以前，風俗醇厚，而近則澆漓甚矣。大都強凌弱、衆暴寡、小人欺君子、後輩侮先達，禮義相讓之風邀矣。”
到了嘉靖年間就開始普遍奢靡、違制，“今貴臣大家，爭爲侈靡，衆庶仿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逾偕凌遍。”
隆慶年間，風氣更是瀰漫到普通讀書人之間了，“豪門貴室，導奢導淫，博帶儒冠，長奸長傲。”
導淫得理直氣壯，問就是心無外求。
到了今天，有識之士則感慨已經難以挽回了——“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
這就是儒林的亂世。
亂世是要出聖位的，一如朱熹、王陽明。
亦或者……歷史上的東林先生。
這就叫應運而生。
其中牽扯了不知道多少大儒、老學究、士大夫、文壇泰斗。
他們是真的傷情於道德毀喪，憂懼於世風日下，同樣也是真心想來一場道德重塑，救大明朝於水火。
自然也是真的信奉自己的學問，厭惡離經叛道的異端——儒學框架內的自救，率先就要排除掉砸鍋的一派。
下方的顧憲成還在滔滔不絕。
又說回爲官之後，應當如何做學術，如何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