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無奈，收回了京營二十六萬大軍的宏偉藍圖。
次年完成改制，豐城侯李熙上奏言“今京營正、備兵止十二萬計”。
這就是新京營的定額，十二萬人。
靠着這次增設選鋒、標兵、壯丁的名義，擴大至12萬餘人，藉機清查了一番差佔、冒餉等問題。
得出了，京營其中實際可用之兵僅四萬人，的結論。
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世宗皇帝與鎮遠侯顧寰纔將兵丁，真正擴充到了九萬人——京營三十個小營，“聽徵官軍每枝（小營）三千”。
但隨着世宗撒手，顧寰調離，隆慶年間的京營再度回到了兵部的控制下。
此時具體有多少可用之兵，已經不甚清楚了。
除開兵丁的員額，還有將領的無能，也是京營腐朽的重要原因。
倒不是說明朝的將領是廢物，而是說，在如今的定製下，京營天然有篩選留下廢物的功能。
其一，京營勳臣、京衛武官結黨排外。
京營起初有定製，只從勳貴中挑選，經年累月之下，形成了一種內部雜交的模式。
十幾家勳貴的基數，能出幾個有能耐的人？結論自然不言而喻。
爲此，隆慶元年十月，中樞違背祖制，召福建總兵戚繼光協理戎政。
然而“臺省議論不一，而且部持兩端”。
直白來說，就是阻力過大，不得已，只能改爲神機營副將。
不過即便是副將，也只幹了三個月就調離了——只因戚繼光上奏稱京營士卒，率皆豪貴寄養，難以管束。
其二，是武官正俸不高。
如宣府、大同總兵有上百頃養廉田，每年可得數千銀兩。
但京營沒有這個待遇。
故京營“祿最薄”，卻應酬答禮“諸費復夥”。
其三，則是京營立功升遷的機會極少。
隆慶元年以後，邊將三年防禦無過的可加升職銜。
此後，京營欲“照邊將例”加秩，被兵部以“利害勞逸，相去甚遠”爲由否決。
因此，逐漸形成武官“重外輕內，以京營爲冷局”的局面，“將官一入此地，如同棄置”。
邊將若被兵部選入京營，常請督撫“諮留及託故規避”。
在營之“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祈留外任，不肯內轉”。
邊將不願調入京營，勉強調入又不安於位。
兵部有識之士衆多，便想了個法子——索性“猥以處劣轉者，如雲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
簡單來說，就是不合格的就調入京營，作爲武將的懲罰。
京營成了“懦劣者入營備員，冀望躐等”之所，那麼軍士訓練的廢弛就可想而知了。
總而言之，京營如今已經實在爛透了。
這些都是基礎病，不是朱翊鈞閱兵振奮士氣，就能有救的。
與其大張旗鼓，引人注意，不妨等有了成效之後，再來一場校閱。
張居正見皇帝神色，知道他心有定計，也不作多餘勸說——皇帝對京營可比先帝上心多了，不必太過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