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公元1037年。這一年是北宋的景佑四年，而在李元昊這邊本應該是他的廣運四年，但李元昊在去年歲末就改了年號爲“大慶”。他有何事要大慶？說來這事還真的應該要大慶一番，爲啥？因爲党項人終於擁有了專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字，党項文在這個“大慶二年”的年初正式宣告橫空出世。
這事是不是應該值得大肆慶祝？再一次發問：李元昊是不是很偉大？因爲這個党項文是他本人親自發明創造出來的，此舉讓他堪比漢人這邊傳說中的造字大神倉頡。只是，我對此不得不再一次地深表遺憾，因爲只要你去看看所謂的党項文字是個甚麼尊容，然後你就會明白所謂的“党項文字之父”到底有多少成色。
簡單地說，李元昊在這方面不過是個文化大盜而已。而且，需要說明的是，李元昊雖然是党項文字的立意者和創立者，但真正負責落實和完成這一項繁巨任務的人並非李元昊本人，所以說這個党項文字其實還有一個“二爹”，或者可以說，李元昊是党項文字之母，真正的党項文字之父是党項的謨寧令野利仁榮（謨寧令是隻有党項族的人才能擔任的高級官職或者叫爵位）。
當然，有一點必須要承認，這個党項文該是甚麼樣，該怎麼寫，該怎麼讀，這些總的框架和設計者是傳說中精通漢番多種文字和語言的李元昊所定下的，具體的內容則是野利仁榮前後耗時三年完成的。也就是說，李元昊早在三年前就已經開始謀劃着要爲党項人創立自己的文字。
我們在這裏爲甚麼要說李元昊在這方面是一個文化大盜呢？原因就在於這個所謂的党項文並不是甚麼世間獨一無二的文字，而純粹就是漢字的簡化版或者說是漢字的增刪版，完完全全就是仿照漢字的一筆一劃所創立出來的一種所謂的獨立的文字。如果說我們的漢字像是一副經過修飾和雕琢的衣帽架，那麼李元昊發明的党項文字大多數看上去就是一根剛從樹上砍下且只是脫了樹葉的枝條（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去搜索）。
這個党項文後來經過演變更是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因爲它也有了自己的草書、楷書、隸書和篆書寫法。其實這個並不奇怪，因爲這二者本就是一個窩子出來的，漢字有的東西，它党項文字自然也應該有且做起來毫不費力。
從這方面來說，李元昊面對文化大盜的指責時完全可以說他不是甚麼賊，而是漢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承者甚至是創新者，他與宋朝這邊所繼承的文化是同宗同源，彼此的關係是兄弟，而不是甚麼兒子和老子的關係。
在這一點上，李元昊就比後來的越南人和朝鮮人聰明多了，後兩者爲了突出自己文字的獨一無二性並彰顯那脆弱可憐但又可貴的民族自尊心，他們愣是把之前用了千年之久的漢字給徹底扔棄，從而抓破自己的腦袋完全憑空整出了一套自己獨有的民族文字，在這方面連日本人都沒他們那麼狠，那麼自虐。相比起來，李元昊就務實了很多，他不想那麼累，於是乾脆就在漢字的基礎上增減幾筆就有了自己的党項文字，這樣既省時又省力還又省心。
党項文字的問世意味甚麼？一個民族的歷史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歷經千年而不亡，其文化更是一直淵源流傳所依靠的甚麼？我們的秦漢隋唐，西方的古希臘和古羅馬，這些偉大的朝代以及這其中所誕生的偉大人物和事件能夠讓我們至今仍然所深切緬懷又是靠的甚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只有一個，那就是文字。有了文字纔會有所謂的文化，如此纔會有歷史和傳承，纔會有更後來的文明，這些都與文字密不可分。匈奴、突厥乃至於曾經叱吒風雲的鮮卑，他們爲何就沒有形成自己的文明？還是因爲文字，他們只有自己的語言，但卻沒有自己的文字，而熟讀經史的李元昊一眼就看出了党項人沒有自己專屬文字的後果是甚麼，也正因如此他才費盡心思地要爲党項人創立一種屬於自己民族獨有的文字。
至於文化，前面的禿髮令、改服飾、置官爵以及以及如今党項文字的誕生，這些就是屬於党項人獨有的文化，剩下的就只是傳承。如果党項人以及他們的政權能夠像漢人那樣世代流傳或延續下去，那麼党項文明就將永世流傳，而他李元昊也將被党項人甚至是被其他民族的人所世代稱頌。
不管我們自身的身份是甚麼，也不管我們對李元昊的個人感情和喜惡是怎樣，單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說，李元昊爲党項族所做的這一系列的改變都讓他無愧於党項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這一褒美之詞，甚至於他在党項人心目中像神靈一樣被供奉着也是理所當然，這樣的人放置於任何一個民族和族羣之內都會被其後世之人所永恆銘記。遺憾的是，敵之英雄必是吾之大敵，李元昊將宋朝視爲自己功勞和榮譽簿上必不可少的勳章，這樣的人註定將是宋朝的禍害。
在党項文字出來之後，李元昊隨即下令將此文字在其所轄全境予以推廣，首先是官方就得起到帶頭示範作用，以後各級官衙的官方文書都得使用党項文，要讓党項文成爲名副其實的“國文”。當然，這個漢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剔除，所以也得保留，況且李元昊還想着要將漢人這邊的所有經書典籍都翻譯成党項文，從而做一個標準且合格的優秀文化盜竊分子，於是“蕃漢二字院”就此誕生。這個蕃漢二字院其實是兩個機構，漢字院掌管與宋朝之間的往來文書以及漢人的各種經史子集的翻譯，蕃字院則掌管與吐蕃和回鶻等政權的往來文書，另外也會翻譯吐蕃和回鶻那邊的典籍甚至民間文學故事。很遺憾，這些很有歷史和文學價值的玩意兒後來都被蒙古人變成了一把灰。
以發佈党項文字作爲新年的開端，李元昊看上去似乎準備在這一年裏要大幹一場，但縱觀整個公元1037年李元昊本人及其整個党項政權在涉外事務上都顯得特別的安靜和乖巧，他們幾乎沒有一次有組織地外出搶劫殺人活動，全都在一心一意地搞這個党項文的推廣和學習。當然，作爲党項族的超級大酋長，李元昊不可能整天窩在屋裏啃筆頭，這一年他還做了兩件看起來不起眼但實則意義深遠和重大的事，其一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他給駐紮於各處的党項軍隊劃分了具體的防區，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他在党項全境劃分了幾大軍區並規定了各自的防備區域，其二就更是顯得看似無足輕重，那便是更定禮樂。
禮樂這個事在封建時代其實是天大的事。作爲一個國家，甚至僅僅只是作爲一個有着某種社會身份和地位的人都把禮儀放在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因爲它是權力或地位的象徵。再而論之，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個平頭百姓在婚嫁喪娶時都是要講究這個禮儀的。這個出行的排場該怎麼指定，各種器樂該怎麼演奏，得用多少人，怎麼個站位，選用哪種曲目，這些都是涉及到了一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通俗一點的說法就是——顏面抑或叫做尊嚴。
庶民尚有尊嚴和臉面，那些自詡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如此，這些人不管在私下裏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有多麼的不要臉，但在公開場合絕對比絕大多數的人都更要臉，即使是被人扔了臭鞋都得笑容滿面且不能動怒，如此才叫有教養有身份。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更是如此。具體到禮樂，這就更是涉及到了國格乃至整個民族或種羣的顏面和尊嚴。
再具體到現在的李元昊。相比他爺爺李繼遷，他現在至少也是在宋遼兩國都有爵位的王爺，而在党項這邊他更是名副其實的王者和土皇帝。李繼遷後來發達了也是整了一套當年唐僖宗賜給拓跋思恭的樂器來裝點門面，雖然他無法完整地複製，但好歹還是有那麼個樣子可以拿出來顯擺一下。後來的李德明就更上了一層樓，這個官二代和富二代再也不用像他老爹那樣經常性地居無定所，身居禁宮大院的他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去整這些聲色犬馬之類的玩意兒，禮樂這個東西由此被他玩得是有鼻子有眼。如今李元昊當家做主，一切就又得是另一回事了。種種跡象都表明，李元昊早在承襲李德明基業之前就已經在心裏謀劃着爲党項人建國的大事，禮樂之事自然也在他的謀劃和考慮的範圍之內。
同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党項文字一樣，相比宋遼兩國，尤其是宋朝的禮樂排場和製作工藝及其各種堪稱繁文縟節的制度和規定，此時的李元昊就算是奮蹄狂追也是趕不上的，但李元昊突然來了一個腦筋急轉彎。
我李元昊爲甚麼非得追捧你宋朝的禮樂？我爲甚麼要跟你宋朝一個樣？那樣一來我不還是擺脫不了抄襲的嫌疑嗎？我黨項在你宋朝面前不還是兒子和臣子的角色嗎？既然如此，那我在禮樂上面爲甚麼就不能像党項文字一樣自成一派呢？我雖然還是得用你們漢人流傳和製作的樂器，可音樂無國界，樂器這個東西你宋朝人能用，我黨項人爲甚麼就不能用？況且我用的是以前的那些漢人傳下來的樂器，又不是你宋朝的專屬樂器，如此一來我們就不是甚麼父子關係，而是兄弟關係。再說了，憑甚麼就你們宋朝人可以有樂器？我黨項人也可以有，而且我們党項人有的民族樂器你們宋朝還未必有。
遵循這樣的思路，再加上有了創造党項文字的經驗，李元昊便在宋朝的禮樂基礎上創新性地制定出了表面上具有党項特色但實際上仍然是唐宋風格的禮樂制度。簡單說就是，我李元昊的禮樂排場和規格確實跟你們宋朝沒法比，但也未必比你們差多少，關鍵是從此以後我黨項人有了自己的禮樂制度，再不是從前的那個小學生和小跟班的角色。
爲了在嘴上逞一回強，李元昊跟野利仁榮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禮樂這個東西是上古聖賢爲了樂民而用的，我們用不着像宋朝人那樣在這上面整些花裏胡哨的東西，那些玩意兒根本就沒有甚麼實際用處，我也不稀罕。我們是蕃邦戎人，忠誠和征伐纔是我們骨子裏的原始血脈基因。”
簡而言之，我們党項人要多務實，少務虛。何爲喫不着葡萄就說葡萄酸？此即是也！你李元昊既然不稀罕，那你何必整這些東西？直接裸奔豈不是更省事？說到底，其實還不是因爲他整不出來唐宋宮廷裏的那一套他所謂的“花裏胡哨”。不過，我們說這些其實意義都不大，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更何況李元昊根本不是甚麼麻雀，在禮樂這種事情上面比宋朝矮一截也算不得是甚麼丟人的事，畢竟宋朝在這方面是當時的世界之巔。
事實上，我們上面講述禮樂這個東西時還是有些過於片面地側重於禮樂當中的這個“樂”，但實際上這個“禮”纔是更重要的。何爲禮？相比漢人的那一套在宋朝時就已經被教化和尊崇了數千年的禮儀制度，類似於党項這類生存狀態極爲惡劣性情又格外講究自由和奔放的民族在這方面就顯得極爲的原生態。可是，李元昊現在是如此有身份的人，他的党項政權也在全面地向一個“現代化”國家邁進，所以他怎麼可以容忍他的臣屬和子民繼續在禮儀這方面原生態下去？簡單說，咱們党項人以後也要大搞形式主義，不單是以後你們見了我李元昊要三拜九叩，你們相互之間見面也得行禮，尤其是在正規場合裏更是得把這個禮儀給搞起來。
當然，所謂的禮儀可不僅僅是禮貌和行禮節這麼簡單。漢人在這方面玩得很花，幾乎涵蓋了生活的各個領域，比如甚麼身份的人該喫甚麼喝甚麼以及用甚麼，又比如你的身份和地位應該住甚麼樣的房子以及坐甚麼類型的車，這些都是有明文的規定，一旦壞了這個規矩就叫“逾制”。在這些事上面膽敢違反重則掉腦袋（比如僭越或大不敬），輕則大板子伺候或者罰款（比如對長官不敬或是對父母不孝，又或者是言語犯上。）總之，禮儀這個東西就是用來指導和規範人們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喫穿用度等方面的一套行爲準則，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一項律法。
有鑑於此，在党項境內頒佈禮法並將其作爲一種制度推廣於全境對李元昊來說也就顯得勢在必行。何出此言呢？我們党項人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大大咧咧地過的，爲何現在要我們懂禮學禮守禮了呢？爲何？因爲我李元昊就要建國稱帝了，所以你們都得給我支棱起來，別再讓宋朝人和遼國人看笑話，我們不能只在嘴上說甚麼和他們是平起平坐，咱們在實際行動和外在表現上也得高大上起來！咱們也要做文明人，而不是被宋朝人和遼國人所鄙視的野蠻子！
同樣，李元昊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也不用太費力，宋朝那邊有太多這方面現成的典籍和制度，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就能輕鬆搞定。不過，也同樣是出於不想被人罵成是剽竊犯的緣故，李元昊在決定推廣具有党項特色的禮樂制度時也要刻意地顯得與宋朝略有不同。這裏面最顯眼的一個改動就是他將宋朝在官方大禮儀活動中的“三跪九拜”改爲了“一跪三拜”，而且其理由依然是那句：我們党項人務實不務虛，不用搞得太過花裏胡哨。